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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初秋的西行，亦曾去成都，得暇走访成都古旧书店，架上虽有线装书数十种，多系近年影印者，能算得旧书的只有二册，一是一九三七年雕版印刷的《古今女将传赞二卷》，标价八元；另一册便是一九四一年雕版印刷的《中华新韵》，标价六十元。
我读旧诗一向不求甚解，于韵辙就更是不通。当时决定买下这册《中华新韵》，一则因为其与南京多少有些关系，参予编订的三位学者中，有南京文化人卢冀野在内；二则因为这一册是红印本，精雕细缕，棉纸初印，色泽喜人，品相上佳。此书由成都学道街茹古书局承刊，这一册扉页上，尚钤有篆书朱文"成都学道街茹古书局经售印"。当时也想到找一册黑印本做比较，但店里已拿不出来。回南京后与书友们谈起，都说六十块钱买一部红印本，太便宜了，但翻翻内容，除了书前那一篇长达十四页的《中华新韵例说》，其中对中华新韵与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和明代洪武正韵、与国语区域中通俗文艺沿用的十三道辙儿（北平音系十三辙）、与清代佩文诗韵等的差别比较及优劣品评，此外就都提不起兴致了。
时隔两年，一九九八年十月西安书市期间，适逢陕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华夏书香丛书"，内有拙著《止水轩书影》，遂得与众书友共聚西安。此番西行的目标就是看书，四天里跑了两趟全国书市，倒跑了三趟南苑街的西安古籍书店：第一趟是自己去挑书，第二趟是陪南京大学的张志强，第三趟则是陪上海的陈子善和刘绪源。
张志强只买了一本书，就是《中华新韵》的黑印本。
既有了两个版本，遂免不了作些比照。黑印本用的是竹纸，比红印本几乎要薄三分之一，倒也是常事；重要的是，黑印本并非木版刷印，而是以红印本为底本制版影印的，所以版心也小了几分。想当年茹古斋既有那一套木版在，应该也会刷出一批黑印本来，或只有待以它日了。
手边的这两本，内容上的差别就更大一些。此书系由"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民国政府颁行，所以红印本首页便是"国民政府令"：
"兹核定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之中华新韵公布之。
此令。"
签署人是"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长陈立夫"。
次页是"教育部布告社字第三七八三四号"：
"查审音正韵，代有官书；成文声歌，取资统一。民元以来，未遑制定。惟自七年公布注音符号，用代反切，工具渐精；二十一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悉循平音，标准确立。本部特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分部十八，各别四声；斟酌古今，权衡文质。兹据该会呈送稿本前来，经已逐韵审查，认为适当，除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明令颁行，用昭典重外，合将编订经过，公布周知。
此布。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二日，
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这两份文件，均为黑印本所不载，故全文录出，以供有兴趣者了解这统一和推行"国语"的经过。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一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之际，民国政府退处重庆，尚念念不忘这项工作，可见重视程度。联想到海峡两岸睽违近半个世纪，台湾同胞归来之际，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对于民族的统一，这不能不说是有功劳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这部《中华新韵》是我们这个诗歌大国第一部以注音符号标注的诗韵。这套注音符号最初是在一九一八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所公布，定名为注音字母；至一九三０年改名为注音符号，本书后尚附了一篇详细介绍其用法的《国音简说》；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代人上小学时还在使用。至于以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已是一九五八年的事情，而一些辞书中至今仍保留着最初那一套注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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