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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秋，为筹办《东方文化周刊》，曾专程去西北、西南数省组稿，八月下旬在西安，冒雨寻访西安古籍书店。其时该店为拆迁事，正处于最难堪的境况中。
大约是南苑街旧城区改造，古籍书店的原址也划定在改造范围之内。古籍书店的工作人员，纵然多少会沾染些书呆气，也不至于呆到想做阻碍历史前进的"钉子户"，故而对于拆迁并无异议。遗憾的是，提供给古籍书店搬迁的新址决不适合经营古籍，且书库居然是潮湿不通风的地下室，所以书店要求调换。然而城区改造兹事重大，关系到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的市容市貌，一个小小不言的古籍书店竟然不识抬举，不免弄得天怒人怨：负责拆迁的公司首先就看不下去了，于是不待书店迁出，就果断采取促进举措，派了工人奋勇上房，将整个房顶都给掀掉了，只留下一层天花板让书呆子们和书们遮太阳，算是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老天爷还觉得这未免太便宜了他们，于是不出太阳，改了连日下雨。薄薄一层天花板如何挡得住雨水？我踏进书店时，店堂里正布起了八卦阵，地面上诸葛孔明七星灯似地摆满了大大小小接水的盆，书架上蒙着云山雾罩的塑料布，收款台的上方倒悬莲台般支开了一把伞……只有一小块"安全地带"，架了一张台子，码放着若干新印古籍坚持着营业。我才一开口打听，店员们便纷纷诉苦，也算是争取舆论同情；无奈我辈读书人自知人微言轻，只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值得庆幸（？）的是，其时适逢杭州古籍书店亦面临迁址问题，几家读书报刊仗义执言，喊出了"救救古籍"的口号，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据说后来总算比较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时隔两年，一九九八年十月西安书市期间，适逢陕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华夏书香丛书"，内有拙著《止水轩书影》，遂得与众书友共聚西安。此番西行的目标就是看书，四天里跑了两趟全国书市，倒跑了三趟古籍书店：第一趟是自己去挑书，第二趟是陪南京大学的张志强，第三趟则是陪上海的陈子善和刘绪源。旧地重游，西安古籍书店已同南苑街一样，旧貌换了新颜，建筑古色古香，店堂宽敞明亮。可见"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条"最高指示"永远是真理。最令我辈庆幸（！）的是，店堂后方，还辟出了经售古旧书的专室，十来个书架书橱环列，中置桌凳，使读者能够舒心称意地看书选书。上架的书，虽说不上有什么大珍善本，清初的精印本不少，碑帖中似还有明拓；当然更多的是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影印排印本，这些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前后三次共选出旧线装本二十余种。
我选书的标准，完全是不入流的"野路子"，既不同于藏书家，也有别于学问家。相对于藏书家，我的买书可说是不论版本的，尤其经、子二部的正经书，版本再好，也很少让我动心。而在学问家眼中，我买的书则太乱太杂，几乎谈不上什么专题或范畴，要让他们来归纳研究恐怕全然无从下手。令我怡然自得的常常便是这样一些人弃我取的"杂书"。当然私心里也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说得冠冕些，我搜集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南京及周边地区方志史料，一是本世纪以来的文献资料；说得浪漫些，那就很简单，看在眼里喜欢上了，就成。
在外地搜寻南京地方史料，往往比南京容易且便宜，是我的一个经验。此次在西安古籍书店，就买到了在南方久觅不得的《金陵古今图考》民国十八年中社影印本，虽说薄薄的一册开价八十元，仍不觉其贵。而一九四三年潘承弼手书影印的《霜崖诗录》标价二十元，张惠衣所编《历代平民诗选》标价三十元，更可谓价廉而物美了。
我因读《金陵大报恩寺塔志》，记住了著者张惠衣的名字。后来看到他家乡浙江海宁的一种文史资料，知道他幼时家境极艰难，襁褓丧父，靠母亲针黹度日；成年后靠教书挣了钱去北京大学求学，并成为中央大学的教授。这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着意搜寻他的其它著述却久无所获，直到十年之后才在苏州古旧书店觅得他的诗集《灵琐阁诗》，时隔五个月，竟又于西安古旧书店访得他所编的《历代平民诗集》，亦是意外的缘分。
《历代平民诗选》，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仿雕版样式排印，线装一册，据编者在凡例中说，此书"原名《冰玉集》，取苏子瞻'佣奴贩妇（夫？）皆冰玉'句"，付印时大约为了通俗，才改为《历代平民诗集》。"平民"一语，早已成了某些失意官僚和牢骚文士的自矜，泥沙俱下，所以编者在凡例中明确规定了自己的取舍标准："本书作者，俱出工艺负贩隶下之流。凡曾补生员而沦为杂流者，布衣之以文术知名者，或虽处贱役而近于隐逸者，俱不录。"这不禁令人想起今天的编选家、出版家，唯名人是取，即或以"民间"、"隐者"为号召，亦必是化装了的名人；至于报章杂志选稿，只论名而不论文者更比比皆是。其眼光胸襟，不如半个世纪前的张氏远甚。《灵琐阁诗》中有《辛未夏编冰玉集竟作》七律一首："长夏编诗自校诛，钩沉零简胜玑珠。从知陋巷得天厚，始识佣舂向学劬。订律汉郊尊乐府，采风盛世有康衢。眼前充栋真何用，但见灾梨到腐儒。"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南京周边地区的史料，此次所得有苏州陶社同人抗战间避居上海时辑印的《陶社丛编丙集》，泰县姜堰的《冷香吟社诗选初集》，常州唐玉虬的《五言楼诗草》等；值得细说的是敝乡绍兴的《顾氏家集》。
旧日大户人家的门上，往往嵌一副填漆对联，写的是"书香继世；诗礼传家"。其实能当得上这样两句话的门第委实少而又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文化人的传承，好像连三世都难得。这其中的缘由，三言两语恐难以说清，简而言之，大约读书读出了好处境的，后代便在富贵中被腐蚀掉了；读书未读出好处境的，后代又在贫困中被埋没掉了。再简而言之，社会固然也倡导读书人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可社会似乎又并不为读书人提供养育这种精神的环境。正因为"书香继世"的不易，能够有资格编纂"家集"的人家，当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王余光与徐雁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就没有列出"家集"的辞条--或许是因为标准难定，或许也是担心此例一开"家集"就难免泛滥成灾。如今会"码"几个字、甚至有几个大钱雇得起枪手的角儿就可以出"文集"、"全集"，一旦有了"家集"的名目，那还不把老爹的陈年流水帐簿、儿女的组词造句作文一总打包到出版社去换虚名与实利么！
言归正传说《顾氏家集》。此乃是敝乡绍兴长安桥河头石潼坊顾廷纶、顾淳庆、顾寿桢、顾迪光祖孙四代的著作合集。顾廷纶字郑乡，清嘉道间人，先后在阮元、铁保幕中，亦曾在西泠诂经精舍俞樾门下苦读，其《玉笥山房要集》四卷中诗，多杭州与阮氏师友唱和、金陵纪游唱和及北行激昂慷慨之作，"越水吴山，尽入诗囊"。廷纶子淳庆，字古生，号鹤巢，道光十二年举人，"所至勤政爱民，德声载道"，曾被林则徐誉为"秦中四循吏"之一。淳庆长子寿桢，字祖香，咸丰九年举人，身后无子；其过继子迪光，光绪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副贡。这一部《顾氏家集》，虽是民国十八年上海金佳石好楼的排印本，可纸白字黑，有雕版风，着手沉实，开卷喜人；线装六册，约三十万字，价不过百元。书中除顾氏祖孙四代的十多种著述，还有大量同时代人的序跋与题词，以及顾氏传人的传记年谱，综而观之，不但可窥见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兴衰生息，更可看到由其映射出的那个社会的一种缩影。
此次所得本世纪文献资料中，为几位书友最感兴趣的，是陈独秀的小学著作《字义类例》。陈氏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三块，新文化运动的作品最为世所重，担任中共领袖时期的革命文字也有人在研究，而旧学著述则往往被人忽略。此书著于一九一三年冬，至一九二五年陈氏方交上海亚东图书馆石印出版，自以为"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底渊源，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并强调其中的假借部份"有点特殊的意见，要求读者加以注意！"可见要全面了解陈氏其人，亦不可轻忽这一方面。更有史料价值的是伪满洲国水力电气建设局出版的《松花江第一发电所工事写真帖》，其中有多幅照片反映出中国"苦力"在零下三十五度的酷寒中昼夜轮换、艰辛劳作的情景，当时所以为功者，今日当正是罪证！书店定价仅三十元，实在有点小看了它的意义。
另见有《桐自生斋诗集》八卷《后集》二卷，署"秦州任承允文卿甫著"，民国年间排印本，仿雕版本式，版心下方有"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字样。尽管对任承允其人并无所知，我还是立刻对它产生了兴趣。淘书人喜欢讲缘份，一个陕西人，不远千里到南京去印行自己的著作，半个世纪后再由我从西安把它带回南京去，不是很有点缘份的意味么！按南京确有国华印书馆，据张志强《江苏图书印刷史》，国华印书馆创办于一九三二年，位于南京中山东路上，属较为有名的铅印印刷机构。此书中至少有两部份颇有价值，一是义和团运动期间著者正在北京做官，庚子年的诗作编为二、三两卷，多达一百余首，超过全书五分之一；二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秋他再度应召回京后对当局变法措施的态度，自卷六后半到卷八，亦在百首以上。对于西学东渐、新开学校、派遣留学生、操练新军、发行报纸等一切新政，此公无不极力予以嘲讽，甚至公然发皇帝的牢骚："宵旰忧勤理亦宜，近来图治太离奇。纵停科第招群少，敢议伦常抉四维。震旦天然专制体，欧罗心醉改良时。荆公变法终亡宋，慎尔输赢一著棋"。辛亥革命后他决意还乡做遗老，临出京时作诗赠别相好的婊子，还要一本正经地说什么"万古中原堕劫尘，莺花那解恋余春。秦川学种瓜千本，愁见桑田事事新"。其立场顽固如此，可笑如此，难怪他此后只能悲悲痛痛切切、凄凄惨惨戚戚地度其余生了。不过诗作中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人反应那种身历其境的描述感怀，读来终比局外人的揣测分析更有兴味。
值得一提的还有《海印楼诗集》一册，仿雕版式铅排，土纸印刷线装，浑朴可爱，略略翻阅，知著者温自知是渭北三原人氏，亦系明遗民之类，诗中多涉明末清初人事，固是我所有意关注者，而定价仅二十元，遂携之回江南，以待日后消闲。不想在家随手翻书，竟于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中，赫然见《海印楼集七卷获音十卷获音二刻十卷获音三刻八卷》一条在列，不禁顿生意外之喜。当然武先生所言系指清康熙间刻本，而我所得，不过是民国三十年冬的校印本，自不应同日而语。校印本卷首温自知十世裔孙良儒叙中说："《海印楼文集》于二十五年编入《温氏丛书》第二集中，其《海印楼诗集》求之十年未得，二十九年以友人线润民介绍，始以重价购得一部于三原龙桥书肆，亟照抄一部交族兄宾阶分存，以备重印丛书时与第四集存稿一并编入。今国际风云日急一日，德苏交战将近两月，敌寇南进北攻，必有一逞，世界大战方兴未艾，交通阻塞，物价腾贵，恐重印丛书之愿未易卒达，爰重托吾友薛道五、陈伯言、侯训古、杨友原诸君子，用土纸移印《海印楼诗集》二百部，分赠送友好，亦犹前印丛书第四集存稿之意也。"
可见武先生将此书定为"稀见史籍"是不错的，但《海印楼文集》在民国二十五年曾"编入《温氏丛书》第二集"印行，存世者尚多此一种版本；而《海印楼诗集》较《海印楼文集》似更为罕见，温氏子孙在三、四十年代"求之十年"方得"以重价购得一部"，其"土纸移印"本也仅二百部，经过这半个多世纪天翻地覆的大劫难，幸存者亦堪称凤毛麟角了。
同为晚明史料的尚有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二年影印本《明季稗史汇编》。有清一代，曾出现两次"明史热"。一次在清初，一次在清末；一次是撰著，一次是出版。而两次的共同之处，一则都是借明史以鼓动反清热情，二则都是重野史而轻正史。而论及晚明野史，则不能不提到《明季稗史汇编》，因其当属收罗较富、出版较早而编次又较为可取的一部晚明野史汇集。全书二十七卷，收晚明史料十六种，即《烈皇小识》八卷，《圣安本纪》二卷，《行在阳秋》二卷，《嘉定屠城纪略》一卷，《幸存录》二卷，《续幸存录》一卷，《求野录》一卷，《也是录》一卷，《江南见闻录》一卷，《粤游见闻》一卷，《赐姓始末》一卷，《两广纪略》一卷，《东明闻见录》一卷，《青磷屑》二卷，《吴耿尚孔四王合传》一卷，《扬州十日记》一卷。这些史料，今天来看，多已属通行习见之书，但如追根溯源，则诸多通行本所据底本，便正是这部《明季稗史汇编》。
《明季稗史汇编》的版本也算不得古老，据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此书有"光绪十三年尊闻阁刻本、商务印书馆印本"。不过，不知是因为前者早已难得一见，还是因为后者使用较为方便，学人使用较多的，似乎都是商务本了。但以我所见，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华图书馆本当不应忽略。中华本线装六册，其影印底本是一种三号扁体字（俗称"美查体"）排印本；书叶仿雕版式，半页十三行，行四十字，与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所印诸书完全相同；书前尊闻阁主人序中，明说光绪十三年尊闻阁本为"排印"之本，而非谢先生所误定的"刻本"，故中华本所据影印底本应即谢先生所言之尊闻阁本。
之所以要弄清中华本的版本渊源，实因商务排印本错讹之处颇多，而据中华本可以知道，其误多非出自尊闻阁本。在此仅举一例，江苏古籍版《南明史料（八种）》之第二种《圣安皇帝本纪》，"校点说明"中说，"此书有两种刊本，此次校点以《明季稗史》本为底本，用《亭林遗书》本参校，《稗史》本的明显印刷错误……均据《亭林遗书》直接改正，其稍需斟酌者，酌作校记附后"。所出校记十二条，其中与《明季稗史汇编》文字正误有关者九处，查中华本则均不误。该书校点者仅言"以《明季稗史》本为底本"，而不说明系以某一版本为底本，是不够严肃的。
此次所得，还有一种辑录自唐至清历代试场异事的《科场异闻录》，就在戊戌变法那一年由上海顺成书局石印问世，或可算千载科举制度的一种总结，今日读来，颇有《聊斋》味。这是一个叫吕相燮的浙江新会人，花费三年心血，苦心搜集编纂而成，计有《国朝科场异闻录》九卷，《前明科场异闻录》五卷，《唐宋科场异闻录》三卷，《直省科场异闻录》四卷，《小试科场异闻录》一卷附《科名佳话、梓里纪闻、教学微言》，篇幅多达十余万字。吕氏在自序中说，他小时候听母亲说过许多有关科场的"因果佳话"，成年后接连科考不利，"痛定思痛，几不堪回首"，所以要辑录这一部别出心裁的"善书"，从历代笔记和前人著述中，搜罗有关科场成败的善恶报应故事，劝戒那些科举不得志的人，应从自己的过失甚至前世的罪衍中找原因。这是非常符合正统文化的优良传统的，就是当个人与制度发生矛盾时，只能从个人方面找原因，而决不可对制度有任何怀疑。若想解决这些矛盾，唯一的办法也只有从改善个人方面进行补偿。吕氏的这份苦心同样没能挽救腐朽至极的科举制度的命运，不过数年之间，血腥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的清王朝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维新思潮，兴学校，废科举，彻底断绝了吕相燮们的进身之路，也粉碎了他们的幻想。
此书后的几种附录中，最有趣的是"江南程氏求无愧我心斋著，南海悟前非居士述"的《教学微言》。过去读前人笔记，知道有一些迂腐士人，每天要记"功过格"，但不得其详，这里录存的便是一种。所谓"功格"，从无量功到一功，各有具体内容，如"立德足以化俗，不特学者知向善，即乡闾亦知向善"记万功，"谆谆以敦伦务本之学教人，而自身垂范使人取法"记五百功，"在内不许赌博饮酒，在外不许挟妓看戏，立法严肃能使学徒积习革除"记五十功，"闻人谤己刻意内考"记三功，"己所未能不事隐讳"记一功。概而言之，越是大功越玄虚，越是具体者功越少。"过格"则甚琐屑，"昼寝"、"晚起"均记一过，"好指摘前贤，快一时议论，惑生徒听闻"记十过，"容任馆员狼藉米粒"记三十过，最为严重的是"私狎生徒作为男风"，要记一千过。当真如此逐日记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成为无可救药的伪君子！
出于喜爱所购取的几种书，多是因其版本之美。如四明张氏约园刊本当属民国年间的精刊本，此次得见数种，遂选取《千之草堂文钞》一种作为出版资料以存。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郭天锡手书日记》，全依元刊本影印，开卷如见原书。伪满康德二年珂罗版精印的《历朝名画》，自初集至八集全套无缺，品相佳好，亦属难得。又如光绪末年雕版印刷的《续增科场条例》和《秋审条款》，从一种特殊的角度，反映出其时统治阶层对待新思潮的维妙态度。民国初年排印本《盘亭小录》，则记载了与散氏盘、毛公鼎同被誉为我国西周三大青铜器的虢季子白盘出而复隐、失而复得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
顺便说一句，在西安碑林旁的古玩店中，还曾购下一部袖珍本《新选小题一字文准全函》，石印四册，蓝布函套，长八点五厘米，宽五点一厘米。此类印本，从内容到形式，均无甚价值，只因近年来从《人民日报》到各地大小报纸，不断有报道"发现"此类"珍本"的消息，甚至声称"价值连城"，令人发噱，遂购此以存，以免日后口说无凭。此书店家开价八十元人民币，还至半价成交，不敢自秘，谨供"发现家"们参考。
平心而论，西安古旧书的定价决不算高。我淘得这二十余种五十余册古旧书，所费不过千五百元，若在江南或北京，只怕要数倍尚不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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