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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０年四月末，在南京朝天宫旧书摊上，收得同治版《史忠正公集》一部四册。此书早春即露过面，因为有原藏者冯允恭的数十条墨笔眉批，摊主以为奇货，索价六百元；而冯氏之批语多属个人感慨，既无关史实，更缺乏史识，惟蝇头小楷尚可观。后价降至四百元，几位书友都说该让他再冷一冷；终于，摊主主动邀我，开价二百元，应该算是比较合适的价格了，遂携之以归。
史可法不但是我素有兴趣的南明史上的重要人物，也要算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是明王朝的重臣，南明的首辅，为抵抗清军南下，死守扬州，被俘遇难；乾隆年间，他就得到清王朝大张旗鼓的表彰，赐谥"忠正"，建祠立像；太平天国占领扬州，两度毁去他的祭祠；晚清以来百余年间，他更是被塑造为"民族英雄"的楷模。史可法的事迹和"精神"，不断有人宣讲，可对于他的著作，关注的人似乎就不是那么多，常被提及的只有一篇，就是《复摄政睿亲王书》；这部《史忠正公集》，《贩书偶记》未见著录；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文集题跋》有著录《史忠正公集四卷卷末一卷》，为同治间"绣谷后学赵承恩重刊"本，谢先生指出，"是集为可法裔孙所编，而赵承恩为之刊行者"。
我所得《史忠正公集》，正是此本，书前牌记题"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绣谷丽泽书屋藏版"。从书尾所附序跋文字，可知此书刊印始末，赵承恩、赵汝明父子此次"仿扬州故本重为付刊"，已是此书的第三版了。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夏，史可法的玄孙开纯初刊此书，他在跋识中列举了清廷对于史可法的种种"褒荣"之后说，"伏念公孤忠亮节，载在史志，当誓师勤王时，凡奏疏笔札，皆足以见慷慨致命之志。今天子特予褒扬，俾垂奕祀，纯为孙子，顾敢漠然已乎！公之大节，固不待文章传，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谨就先府君所付遗稿，分编列为四卷，敬缮宸章冠诸卷首，而以史志记赞题辞附焉。编次既定，付之剞劂"。这理由是十分冠冕的，连皇帝都如此重视，我们做子孙的，怎敢掉以轻心呢？四年之后，无锡人顾光旭为此书写了一篇后序，意思也差不多。到了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史可法的七世孙兆霖重刊此书，也有一篇跋识，说到史可法的墓祠于咸丰三年春"粤匪窜陷扬州"时"痛遭蹂躏"，"迨城复后往寻故址，满目皆荒榛断梗，方急筹修葺，忽于丙辰春再被兵燹，迄今旧碣残碑，尚留余烬，而颓垣废井，悉为瓦砾场矣"，一时无法修复，只得将"祠基权筑环堵，请于官得致祭如例，一俟贼氛速殄，获返故庐，即当聚族而谋，重新轮奂"，同时"先将所遗文集，遵照原刊重镌梨枣"，使史可法的"一生亮节苦心，不致同销沈于荒烟蔓草中也"。其时与史兆霖同在"广陵军幕"中的汉阳人宗佩（王仓）作了二首《重刻史忠正公遗集纪事》诗。第三次就是"金溪后学"赵氏父子的重刊了。赵承恩在跋语中说，他"距公殁后二百余年，三复斯集，未尝不怆然泪下，惜公之才，悲公之遇，而心折于其人也。爰将其原集付之梓人，俾克广其传于世"。按金溪属江西抚州，赵氏父子大约是出版商，《中国版刻综录》收有绣谷丽泽书屋所刻书，也有赵承恩所刻书，其余就不清楚了。
这一部《史忠正公集》，真是做成了一种"颂圣"的样板。四册之中，史可法的文集四卷只占二册，文集之前的"卷首"，几乎占了半本，此后的附录更占了一册半。"卷首"收录的内容有"赐谥谕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节录本传）、敕赐专谥文、御制题像诗、御制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赐题遗像谕旨"，这些都抬格刊刻、以朱墨刷印，之后是于敏中、梁国治、沈初、彭元瑞、董诰、刘墉、金士松、陈孝泳八人"奉敕恭和御制题明臣史可法遗像元韵"诗。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得知，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给史可法一个"忠正"的专谥，特别是为什么一定要将史可法《复摄政睿亲王书》同史可法的像一起勒石立于扬州史公祠壁。乾隆的意思，除了"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用表彰过去的忠臣来激励今天的臣子效忠，"盖所不计者，一时之抗拒，而所极重者，百世之忠贞"；更因为"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是怕后人误以为史可法的复信中，有揭发或指斥清王朝的内容--其实史可法的这封信中，恰恰正有可以为清王朝所利用的内容，一是史可法坚定地以报李自成逼死崇祯皇帝的"君父之仇"为南明王朝的首要任务，二是对清军将李自成赶出北京感激涕零，并且视清廷为对等的邻国，有意与清军联合追歼李自成军以"除恶务尽"。
谢国桢先生也提到这一封复信，说它"辞严义正，光明磊落，为世所传诵；惟各本文字，多有不同，盖已经后人窜改"。据我所见，通行文本与《史忠正公集》所载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清廷的态度，一是在肯定清军"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之后，增加了"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一节；一是在结尾处增加了"即日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兔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一节。长期以来，论者多以为是清人删去了这些文字；其实细读全信，再参看史可法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说是清初想借史可法名义号召抗清者增加了这一些文字，也未必不可能。因为那一时期，史可法心心念念，全在剿灭李自成军，他疏牍中一再出现的"大仇在目，一矢未加"，并非如有些人所曲解的是针对清军，而是针对李自成军，且正与摄政王信中指责的"中国臣民不闻加一矢"相应。
回过头来说这部书，皇帝既定下调子，诸臣的诗文自然齐声赞颂皇帝表彰前朝忠臣的盛举，生着法子做皇帝的跟屁虫。《明史本传》中说，史可法是其母"梦文天祥入其舍"而生，皇帝批评这是"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在于敏中的和诗中，便出现了"前身何必定信国"这样的诗句，自注"史载可法母梦文天祥而生，御制文斥其附会"。就连卷末所附文人诗文，也多脱不了这个腔调，开口"圣朝宽大徵文献"，闭口"圣朝宽典褒余烈"，不像是在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竟是借题发挥在歌颂皇帝的圣明。所以尽管当时的文化人，很有不少写过题史公祠或史公像的诗文，包括袁枚、蒋士铨等大名家，可是待到史家后裔编印"史忠正公"的遗集，参予其事的，乾隆年间的顾光旭、咸丰年间的宗佩 、同治年间的赵承恩，却都是名不见经传之辈。想必不会是史氏后裔想不到请名家做门面，而是一旦有了名望地位，身家性命也就珍贵起来，皇帝有兴致玩一把表彰史可法的游戏，大家不妨凑凑趣，至于编前朝遗臣的文集，万一其中出现什么"违禁"的文字，把自己也牵扯进去，岂不是冤哉枉也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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