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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水 书 话

       止水       

镇江淘书记
    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市,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水陆码头,民国年间还做过江苏省的省会,然而若以书文化的底蕴论,与扬州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镇江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有独立经营的古旧书店,我说不上来,总之到我开始淘书时是肯定没有的了。同镇江相类的在苏南还有常州市,我一直没有找到古旧书店的所在,一九九五年二月途经常州,偶然发现路边有一家十几平方米的旧书店,店里真正能算得旧书的,只有一部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益智图》,而且缺了首册,五十五元钱卖给了我。无锡市是在九十年代放弃了古旧书业务,连"吃饭家伙"的工具书也一起倒给了苏州古旧书店,苏州的王稼句近水楼台,很过了一把书瘾。后来无锡的一位书友,不知怎么帮我买到一部《金圣叹、陈眉公才子尺牍》,虽说是民国年间的石印本,总算真是旧书;而且还钤有"王氏静安藏书"的朱文篆书印--当然不是海宁的王国维。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常熟,同样没有古旧书店,有趣的是我一九八八年夏在常熟文物商店里买到过一部恽敬的《大云山房文稿》,初、二编各四卷共八册,嘉庆年间的刻本,只收了我十元钱;古旧书已经进了文物商店,却又没有卖文物的价钱。但此后我再没有过这种侥幸。至于苏北各市,除扬州外,我均不曾见过有古旧书店,也没有在那里淘到过古旧书。据说八十年代中期盐城市郊曾经出现过一部明版《金瓶梅》,书主是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太太,不识货也不知行情,结果被北京中国书店或上海书店的访书人员廉价收购了去--传说此事者绘声绘色,说那人买得此书后连夜乘车逃离了盐城甚至逃离了江苏,所以连他的真实身份也弄不清,总之是一笔糊涂帐。我颇怀疑是因为当时有两个出版社在出"洁本"《金瓶梅》,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得到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传出来。

    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之便,经常要往镇江跑,经镇江文化界的朋友指点,我总算找到了尚有古旧书出售的书店,那是在大西路京侨饭店对面的新华书店中,隔出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间,保留着收售古旧书的业务。经营者姓袁,年纪很轻,据说是他父亲退休后顶职上岗的,应该也从父亲那里学得了基本的古籍经营技能。年轻人颇有文人气,说话慢条斯理的,不像镇江口音的浊重,记得他自己还能画国画,我曾推荐他的画作在《新华日报》发表,所以每次去拜访他,只要手边有旧书,他都是愿意让我看看的,当然不见得都能卖给我。我每到镇江,只要可能,也就总是选择住在京侨饭店。
    第一次在那里淘得旧书,是一九八七年初夏,从他给我看的一叠线装本中,拣出乾隆版《御制春秋直解》的三册另本,虽然我对《春秋》很少兴趣,这一部书究竟该有几册也弄不清楚,喜欢的就是那本头大得气派,纸白字黑,价钱记得也只要十几元钱,于是用一张报纸包了带回来。八月里,又翻到二册光绪年间的石印本《中兴名臣事略》,此处说的自然是"同治中兴",那一批"名臣",当时还有一个共谥,叫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我因为当时读到一本海外版的书,名叫《晚清三杰曾左彭》,对我们的教科书历史观冲激颇大,因而会对这一批人发生兴趣。顺便说一句不太负责任的话,这本书后来内地有过盗版,也有过改写本,此后十余年间,不少拿曾国藩和左宗棠做文章的人,恐怕都得过它的好处。而那二册《中兴名臣事略》,被镇江的作家庐山先生看到,要我先借给他用,因为他正在写太平天国的系列小说。几年后我在扬州古旧书店又买到同样的二册,那一套就让它留在镇江了。
    这年十二月,在镇江小袁那里,看到《丹徒胡氏支谱》一部四卷,不禁大感新奇。我们这一辈人,从上小学时就不断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不断听到由"反动家谱"派生出的罪名;金陵中学的语文老师宋家淇,就是因为"续修反动家谱"而被定为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他的"事迹"也长期张挂在朝天宫里常设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同恶霸地主煮人肉吃的大铁锅陈列在一起。然而直到此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家谱,得以了解家谱的构成要素,家训、祠规、宗约之类的内容,制敕、诰命、世系图、服制图之类的形式。要说清这些东西同"反革命复辟"有什么关系,恐怕要很有些联想能力还得很费点口舌才成。胡氏据说是宋代名臣胡瑗的后代,丹徒这一支是明代中期自安徽迁来,传至修谱时已十二世。书前作序的有魏家骅、丁传靖、李丙荣等文化人。这部家谱是胡氏家刻,民国十年雕版,宣纸精印,仅印三十部,每部分装四册,以红木夹板保护,夹板面上阴刻隶书《胡氏支谱》四字,填以绿漆,十分典雅,是我的藏书中印数最少也最讲究的一部书。书尾附有"领谱名字表",我所得这一部,编号为第十五部,系第十一世孙胡坚所领执,至今品相如新。据说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已答应以一百元收藏此书,经朋友游说,结果书店以五十元的代价让给了我。由此开始,陆续收得十几种部头不大的家谱,从顺治年间的活字本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手稿本,我的目的,只在于比照不同时代家谱的形式,研究是不敢说的。
    直到第二年冬天,才又在镇江淘得一部十二册的《周礼注疏删翼》,因为品相稍差,首册正文之前均缺,回家细看才知尚是明崇祯版,这是我的第一部明版书,当时不过花了几十元钱,实在是应了那句"可遇不可求"的老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明人刻书颇多讥嘲,然而对此书评价尚好,且认为惠栋对其批评有过分之处;现在更是已经列入《古籍善本书目》的了。这并不是说它有不为古人所认识的价值被今人发现了,而是因为所谓"善本"的范畴本来就是在不断后延的。不过说实话,这部书我到现在也没有翻完一遍,以后大约也不会去认真读它。可见"善本"未必就有阅读与使用的价值;即使有,往往也不是相对大众读者而言的。
    那一次还收得《睦东荪文集》三册,缺一册不成全帙,也只是同治年间的印本,《贩书偶记》未著录,著者生平不详,后来也没有再考究过。因为购取此类清人文集,是读《西谛书话》受西谛先生广收清人文集的影响,但不久我就明白,这只能是西谛先生那一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再想搜集多少清人文集已无可能。即以藏书论,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当务之急,该是抢救二十世纪以来的文献资料。我所生活的南京,恰好是民国年间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出版中心之一,在这一方面正该大有可为。
    与镇江的旧书缘结束在一九九二年初,那一次是画家兼作家的王川先生陪我去逛新华书店,发现一册朱墨本《六朝文洁》就在柜台里放着,明码标价六元钱,便很高兴地买回来,最初只是觉得又多了一种朱墨本;后来读了几本工具书,对古籍版本有了些皮毛知识,便以为是道光林氏写刻本,那可是有名的善本;再后来见识渐广,才明白不过是光绪年间的印本。
此后很有几年没有再去镇江,偶或经过,也无缘得见线装本古旧书,连那个小小的古旧书室似乎也不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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