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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淘书经历，算来可说是从苏州开始的。
这当然不是指上新华书店去买书。
"买"书与"淘"书，严格地说起来，其实是两码事。
中国人对于以财易书，常常不使用"买"这个词。让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是三十几年前，去新华书店买"红宝书"和领袖像一定要说"请"，感情色彩十分鲜明。不过这个"请"字却也要算古已有之，帝制时代的老太太，到寺庙里买佛经或佛像，一定要说"请一部经回家"或"请一尊菩萨回家"。书而可以"买"，委实有点将人与书的关系简单化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商品交易的通则，加之于图书这一商品，似也不能算错。只是图书毕竟又与一般的商品不大一样，是一种精神产品或者说精神消费品，所以人们希望从获取它的过程开始，就进入一种精神享受。买卖、批销、码洋、特价、处理、炒作……诸如此类的词语充斥在书店里，反映出的必然是赤裸裸的钱物交换关系，未免缺少了一点"味儿"。也就难怪某些书店里的营业员，至今仍喜欢摆出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冷脸，冰得读书人心中一寒一寒，不得不时时反思，自己的买与读是否又有犯规或犯贱的嫌疑。所以再"传统"再"文化"的人，对于上新华书店，也都直言"买"书去。
传统的文化人旧时上书店，广泛使用的动词则
是"看"与"访"。读前辈文化人的书话可以知道，大约口语中用得多的是"看"，而书面语中用得多的是"访"。许多学人则直接将记述自己求书经历的文字，定名为"访书记"。一个"访"，字，反映出读书人对书籍的尊重，他们是把书当作朋友看待的，到书店里，看一看旧朋友是否别来无恙，看一看又增添了什么新朋友；新友自然会带来新知，即便与旧友相对，也常常会有新收获。至于"看"，也不同于今日在新华书店开架柜台前的罚站。旧时稍像样的书店里，都与现今渐渐时兴起来的"书吧"一样，备有专供读者"看"书的桌凳，有的还免费提供茶水；而店里的老板伙计，虽然都属男性，讲究的则是对版本的鉴别能力和与读者的对话能力，其导读水平之高，也决非当今"书吧"中的莘莘女郎可比。郑振铎先生爱用的还有一个"得"字，"得书"，隐然透露出怡然自得的消息。历代藏书家也常说"收书"，那已经是一种规模化或持续性的活动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淘书"这个词，喜欢那披沙淘金似的艰辛和乐趣。"淘书"与"访书"，在环境的层次上该是有所差别的。访书之处，似多为好书相对集中、琳琅满目之地，有点像朋友家苦心设计、精心布置的客厅，走进去不免要防备揖让进退的正经；而淘书就散漫得多，可以说有书之处，就可以淘，不管那是国营书店还是私营小铺、是旧货摊还是废品收购站--这就像与好友在路边的仓促相遇，全无准备，也无须准备。
时至今日，可"访"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而可"淘"的地方，总算还幸存着一些。
有可淘的处所，还得有会淘的人。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就不时要到南京的新华书店去买几本书的。那时口袋里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书店里也有了再版的经典名著，兜里揣上十元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抱一摞书去付帐。但说到淘书，则还要晚几年。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在苏州古旧书店选中了一部石印本的《四家名人批点第六才子书》，我买下这部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读《西厢记》，也不是为了研究金圣叹的点评，因为此前一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四册一部的《金圣叹全集》，使用起来自然更为方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线装旧书，也是我第一次为了内容之外的某种东西而买书。第二年三月，还是在苏州古旧书店，我又挑了一部《长生殿》和一部《燕子笺》，同样是旧戏曲，同样是石印本。当然，与此同时买得的还有一些旧版洋装书，如光绪末年版的《心史》，宣统三年版的《春冰室野乘》，民国初年版的《清季野史》和《超然堂笔记》等，则是对其中的旧史乘掌故感兴趣。
如果将这就叫作淘书，未免贻笑大方。说实话，当其时我连石印本和木刻本的区别都还弄不大清楚。但我的关注图书形式、关注古旧书确实由此肇端。我的幸运之处在于，古旧书行业的老人当时虽已不多见，毕竟还有几位在岗位上。我有幸结识的第一位，就是苏州古旧书店经理臧炳耀先生。那几年古旧书店还实行"内外有别"的不成文规定，一般读者只能看到新印古籍，见不到名副其实的古旧书。记得是苏州报社的一位朋友陪我去的，名义上是他去采访臧先生，我趁机提出看书的要求。
在苏州古旧书店的楼上，我第一次站到了琳琅满目的古旧书架前。
臧先生当时虽已年过半百，但慈祥而热情，让座倒茶，一切自己动手。我在书架上乱翻书，他只要得空，总是陪在一边，对我抽出来的每一部书做几句简略的介绍。我的胆气也就壮起来，以后每次到苏州古旧书店，就径直朝楼上闯，有人拦住了问，就声称自己是臧经理的朋友。臧经理只要在楼上，便会笑眯眯地伸头为我作证明。一回生二回熟，臧先生也看出了我对古旧书其实所知无几，不仅在攀谈中主动了解我需要哪一方面的书，而且不露痕迹地向我介绍鉴赏和选择古旧书的知识，以及应该掌握的工具书。他劝我不要再买那种清末民初的石印本，既没有阅读价值也没有版本价值，尽管只需二三元钱一部，但积少成多，远不如用这些钱买一部有使用价值或值得收藏的好书。那以后，除非实在买不到其他版本的书，我再没买过石印本。
只要看到有书友上楼来，臧先生立刻会放下手边的工作，笑眉笑眼地上前招呼。他的记忆力真好，记得住每一位熟客选书的范围，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推荐一些新上架的书；而只要你随便抽出一部书来，他都能轻言细语地说起这书的内容、版本、掌故以至流传渊源。同在这一层楼上，年近古稀的古籍版本专家江澄波先生则是另一种风格，他总是端坐在那张硕大的书案后，认认真真地读一本什么书，或者同样认认真真地写着什么，身外的一切都充耳不闻；偶尔抬头，便会冲着面前的人淡淡一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认出了那是谁。不知内情的人往往也就忽略了他的存在，想不到他竟会是一位名满江南的人物。这简直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意境了。而熟悉江先生的人，见他在座，则一定放轻了脚步，说话的声音也尽量地压低了。江先生近年著有《古刻名抄经眼录》，我在一九九八年购得一部，适江先生在店中，蒙他作了题签。
臧先生在九十年代中期退休了，接替他的何经理，同样谦谦有君子风，使人颇感欣慰。
正因为在前辈书人的熏陶下逐渐领悟了淘访古旧书的趣味，我才会对古旧书一往情深。
八十年代在苏州古旧书店所淘得，至今仍较满意的书，有蒋吟秋先生于民国十八年辑印的《沧浪亭新志》和次年辑印的《吴中先哲藏书考略》，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初版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虽然只是排印线装本，却是不时翻阅的有用之书，而书价一种不过三四元。再如民国十八年刘承干影印的《嘉业堂善本书影》一部五册，不光印入一百几十种宋元佳刻的书影，而且印入了大量历代藏书家的题跋，读来大开眼界也大长见识，书价亦只十六元。雕版本则有同治七年刊印的潘世璜《不远复斋杂抄》（这是我所得苏州贵潘家族的第一种著作）、光绪三十一年朱祖谋刊《疆村词》、嘉庆间版《竹窗随笔》等，当时苏州古旧书店的书价，相比于别处是较低的，这些书每种都不超过十元钱。
因为对朱彝尊的兴趣，很想备一部《曝书亭集》。一九八八年五月去苏州古旧书店，时架上有两部在，都是十六册八十一卷，价格都是四十元。我看中了品相较新的一部，臧先生则向我推荐竹纸的一部，说那是康熙年间雕版而刷印时间稍后，并翻开目录和正文给我看，卷二十中果有挖版痕迹在。而较新的一部，已经处理得天衣无缝，显系后刻。这段公案使我大感兴趣。后来读黄裳先生《翠墨集》，也提到这掌故，以为挖版者当是在雍正二年汪景祺文字狱成后所印，铲去的就是《八日汪上舍日祺招同诸公夜泛五首》。一年后，我尝试以文学形象复原朱氏"风怀诗案"，写成了中篇小说《盗姨》，发表在《峨眉》杂志创刊号上。
臧先生推荐给我的许多书，如今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而有些没及时买下的，如一部乾隆版《缀白裘》，标价仅四十元，一部台北版精装《王静安先生全集》正、续编，标价也仅三百元，当时因学力太浅，觉得用不上，如今是断难遇到这样的机会了。
正是在淘书中间，使我逐渐认识到天下的好书是收不尽的，更是读不尽的，倘不想做"书柜"式的收藏家，不想做古人所贬讽的"掠贩家"，就应该明确自己读书与藏书的范围。我的淘书也就渐渐集中到明清之交的史事人物资料和南京地方文献这两方面。在苏州古旧书店，我历年淘得的光绪末年上海国学社刊《明季南北遗闻》，民国四年国学扶轮社刊《残明纪事》，中华书局聚珍版《壮悔堂集》，一九五八年影印本蝴蝶装《顾云美卜居集手迹》等，都属前者；一九三五年襟霞阁主人重刊《金陵琐事》、一九三七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初版《金陵大报恩寺塔志》等，则是经常用到的南京地方文献。这些书的价格，每种亦不过三五元。至于所购新印古籍就难以列举了，几乎每次从苏州归来，都会有几十上百本书，我的藏书中来自苏州的，少说也有二三千册。苏州古旧书店中新印古籍总比南京书店品种多而且到得早，这自然与店里的几位老先生都是行家有关系。据说南京新华书店管进货的业务员，不少是京剧团、歌舞团等文化团体转行过来的，其根据书目选书的水平可想而知。有一个笑话，说是莎士比亚的书中，蒙这些艺术型业务员们最看好的一本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结果造成大量压库。
也是在苏州古旧书店，我淘得了我藏书中的第一种朱墨本，光绪八年秦祖荫刊印《桐荫论画》三编；第一种毛边本，光华书局一九二九年初版《岭东恋歌》；第一种布面精装的毛边本，大东书局民国十七年初版《曼殊遗集》；中国第一部铁路史，光绪三十三年日本清国留学生会馆和长沙集益书社共同发行的《中国铁路史》。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收集一个文化家族--苏州潘氏族人的著述，历年所得，除前述《不远复斋杂抄》，又有滂喜斋同治十一年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宣统三年潘氏家刻本潘世璜《须静斋云烟过眼录》，民国文学山房活字本潘遵祁《西圃题画诗》，一九四０年影印本潘曾莹《花间笛谱》，潘圣一抄配本《彻悟禅师语录》等。诸如此类的"第一"，倘细整理还会更多。当然，遇到足供把玩而价格不高的好版本，有时也忍不住会挑上一些，如陈叔言手订长跋《陈孝廉子深手写课儿孝经遗迹》，日本天保癸巳（公元一八三三年）刊《致堂二稿》，康熙四十一年石成金刊《诵经科仪》，一九四五年日文版图册《李朝陶瓷谱》，一九三六年版《多桑蒙古史》，一九二五年《新上海》创刊号等，价格都不超过三十元。
同样是在苏州古旧书店，发生了我淘书经历中最大的遗憾。那是一九九二年春，我在书架上的一部《松坡军中遗墨》中，发现了梁启超的铅笔批语十六则，毛笔题记一页、牌记一页，一时喜不自胜，急邀臧炳耀先生同观。臧先生也很意外，忙找了有关工具书来查对，书中批语所述与梁氏经历一一吻合。然而此书价值一旦认定，臧经理遂表示，书店不能再将此书售出。这部湮灭近七十年的珍本，虽为我所发现，终未能为我所有。后来我写了文章，介绍此书的发现经过及梁氏批语，交《民国春秋》杂志，责任编辑很负责，不敢相信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读书人能有此幸运，将文稿压了很久，直到他在一次会议上遇到苏州古旧书店的何经理，证实确有此事后才得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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