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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１月，李锐重新工作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退还了多年审查中强迫李锐上交的一切资料，李锐在清点了这些东西之后，发现惟独少了一个黑皮笔记本。
这个黑皮笔记本是李锐在庐山会议期间使用的记录本，里面详细记载了那翻天覆地的四十多天中许多人物的表现、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记录者当时的感受。
李锐对这个黑皮笔记本格外珍惜。用李锐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历史也为了自己”。
从庐山回到水电部挨批斗的日子里，李锐将自己的日记、家信、笔记等物统统上交，惟独留下了这个黑皮笔记本。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天南地北地几次下放劳改，都把这个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直到１９６６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前，李锐知道这一次这个小本子是留不下了。他怕丢失，就在封里写上“李锐庐山会议记录本”几个字，然后和其他东西一起交给了来逮捕他的人。
现在，偏偏是这个最为重要的记录本不见了。
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动乱年月，人世沧桑，权柄更迭，这些材料的管理不知几易其人，几易其地，要寻回一个笔记本，不啻大海里捞针可李锐实在不甘心。猛然间，他想到，那次被捕与陈伯达有关，或许这能成为一条查寻的线索？
他把这个情况向中央组织部做了反映，请求他们帮忙查找。
过了一些时日，这个黑皮笔记本真的在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
笔记本上没有“专案办公室”的编号，可见一开始陈伯达就将它取走了。也许，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再见天日的人，还不止陈伯达一人。
然而，黑皮笔记本偏又回来了它的失而复得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了一部极其珍贵的史料，这就是李锐依据这本笔记及庐山会议的有关资料，写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此书１９８８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内部发行；１９９４年经过李锐增订补充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反响很大。目前，李锐又做了大幅增订，作为第三版本，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责编注）
１９８０年秋，李锐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讨论。他是国务院第十组能源组的组长。重新评价“庐山会议”，自然是会议面临的“若干历史问题”之一。李锐在小组里受大家敦促，作为“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他用了半天时间，讲述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他发言的主要依据，就是那个黑皮笔记本。
会议简报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刊出了他的发言。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看到这份简报以后，非常激动。二十多年的沧桑，谁又能想到，李锐凭着一个小本本，竟能把当时那么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过程叙述得历历在目。参加过庐山会议至今健在的人虽然也还会有一些，但并不是谁都能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因为参加者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握全局情况，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曾深入漩涡的核心，而李锐所处的位置却具备这些条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锐有这种历史的眼光，有记录历史的意识。
按捺不住胸中的激动，胡乔木提笔给李锐写了一封信：
……看了你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的发言，真是高兴。很多事情我都忘了，有些不知道，想因你的日记又完璧归赵之故。因此想起，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另可找一两位合作者以求比较完备和比较客观，请提名），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同意否请告。
祝好
胡乔木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对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要紧的是，劲可鼓不可泄，这样，形势就会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表现为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是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全面检查，大家再批评，这当然是进一步加码，最后定性，尤其是逼彭德怀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这也是为作出反对“反党集团”决议而必须进行的最后程序。
……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光 明 书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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