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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之花》

编辑:胡不归  

     沙尔·波德莱尔(1821—1867)在法国诗歌乃至欧美诗坛上的地位是划时代的,他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骗;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

  忧郁苦闷这种精神状态是诗人身世经历的产物。他的一生是一系列悲剧的组合。波德莱尔六岁丧父,母亲改嫁。波德莱尔不满于母亲的改嫁,与继父关系一直不好;继父严厉而狭隘,使敏感的孩子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波德莱尔读书时忍受着忧愁和孤独之苦,上大学时生活放纵,以反抗家庭的管束。为此,他的家庭要他到印度去旅行,他由于思乡而半途返回。不久,他把父亲的遗产花光了,只得自食其力,写作文艺评论和诗歌。1848年革命曾经激发起他的革命热情,随着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他又消沉下去。他的不满现实和反抗情绪,正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心态流露。《恶之花》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苦闷。

  诗人用一个英文单词“SPLEEN”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这种痛苦,并希望通过出走、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搏斗。于是,他把目光从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的物质世界,转向了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巴黎。他在巴黎街头的所见所闻构成了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的内容。“巴黎即景”是一幅赤裸裸的工业社会大都市的写真画,在这一部分里,忧郁和理想的斗争让位于邪恶与善良的斗争。诗人眼里的巴黎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丑恶的人间地狱;受人欺凌的乞丐、孤独无援的老人、麻木沉默的盲人、丑陋老迈的娼妓、苟延残喘的病人以及赌徒、小偷和僵尸等,强大的恶势力压得仅有的一点善良抬不起头来。诗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都找不到安慰,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刺激自己的幻觉,建造一个“人造天堂”。他在飘飘欲仙的幻觉中仿佛看到捡破烂的人陶醉在自己的光辉之中,魔鬼化装成美女前来诱惑,风尘女子暗送秋波,情侣们手端着酒杯……他尽情地驰骋在对失落园的梦想。然而,醉意中的幻境毕竟是靠不住的,酒醒之后,他便从人造的天堂回到现实的地狱。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却又盛开着鲜花。

  这种恶之花究竟是什么呢?对诗人来说,它首先意味着女人。这些女人时而以“黑色维纳斯”的面目出现,时而以蓝眼女人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身为圣母和天使。这些面孔使我们想起在波德莱尔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三个女人。一个是让娜·杜瓦尔,这是个任性而多病的女孩,具有一种异国请调,颇得诗人的欢心。她于1842年于诗人相遇,此后两人相爱多年;另一个是玛丽·杜布伦,这个蓝眼的妇人邪恶而清高,曾给诗人带来过极微妙的欢娱,但她对诗人不忠,后成为诗人的情妇;最后是阿波罗妮·萨巴蒂埃,她有着雅典的美和天使般的轮廓,诗人暗恋着她,默默地赞扬她。三个女人在诗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三种不同的角色。她们或代表母爱和兄妹之情,或以理想中情人的面目出现,可惜没有一个是可以给他以安慰的妻子。她们是诗人灵与肉的君主,或把爱情强加给诗人,或拒绝诗人的爱情。她们不但没有给这颗被撕裂的灵魂以抚慰,反而加剧了分裂的痛苦,因为她们表里不一,温柔的背后是暴力,微笑后面是被叛。诗人心寒了,他在这充满变态的性爱和邪恶的肉欲中挣扎,并开始奋起反抗。他责问上帝,歌颂撒旦,支持该隐的子孙升上天堂,要“把上帝扔到地上来”。他像个被流放的王子,要和反叛的天使重归天庭。他向往那“陌生”和“未知”之处,把死亡当作是最后的挑战和唯一的希望,当作是自然强加给人们的必然命运,是温馨的天堂和永恒的作品。穷人、恋人和艺术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人生最后之旅的奇迹上,穷人在死亡中结束了自己的苦难,得到了安身之所;恋人在死亡中得到了忠诚而纯洁的爱;艺术家从死亡中获得了灵感,得到了永远的解脱。诗人最后以一首长达一百四十六行的《旅行》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探索,结束了全诗。

  《恶之花》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评的眼光正视恶、剖析恶。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的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

  波德莱尔的这一思想观点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他在生活中看到的满是丑恶,他痛恨当局,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支持一向被认为是“恶”之化身的撒旦,为该隐及其后裔的遭遇鸣冤叫屈,对贫穷潦倒的沉沦者和不幸者表示同情,并致力于从他们身上发掘出美来。

  《恶之花》系统而有序地刻画了一个诗人探索人生的心理历程。诗中的主人公是个生活无着落的青年。他孤傲而清高,不愿意同这个肮脏的社会同流合污,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他宛如一个被贬下凡的天使,在尘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本是搏击长空的信天翁,却落在船上任人欺凌;他本是“美丽的湖上”一只天鹅,却被关在狭小的樊笼里失去了自由;他追求美,可美却远离他;他追求爱情,却被爱情伤透了心。厌倦和忧郁死死地纠缠着这个骚动不安的灵魂。他被一股力量所压倒,他想反抗,却又力不从心;顺从这个社会他又于心不甘。现实对他充满了敌意,未来又是虚无缥缈。他只能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之中。丑恶的现实、陌生的未来和辉煌的往昔同时在折磨着诗人。他不知如何摆脱。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

  波德莱尔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

  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一开始诗歌创作,就明确意识到要理解艺术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要从现实生活中抽取出具有历史性的内容,抽取出反映现代本质的具有诗意的东西,也就是从现时事物中抽取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种现代意识,是导致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取得杰出成就的主要原因。

  《恶之花》是一部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作品,它反映了复杂的人生和纷繁的世事。社会的动乱、政权的更迭、财富的增长、人民的苦难以及社会风气、城市文明都在诗中得到了反映。但是诗人并不是客观、机械地反映现实,而是用象征、隐喻的手法,通过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幻化,把它们折射出来。波德莱尔超越了巴尔扎克的时代性,致力于追求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区别于现实性和时代性的东西,带有史诗的性质。

  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波德莱尔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挖掘语言的宝藏。他反对写长诗。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写道:“一首没有瑕疵的十四行诗,抵得上一首长诗。”这句诗可以用作波德莱尔的座右铭。《恶之花》中以十四行诗和短诗组成,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和锤字炼句的功夫。

  作为一个诗人,波德莱尔真实地度过了他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一生。幸福与悲哀、成功与失败、热情与冷漠、强大与软弱在他身上汇成了一部交响曲,使其遍尝了人生的五味,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他对家庭对社会的仇恨,他在生活中的孤独,他在情感上的不幸和肉体上的痛苦使他消沉和堕落。然而,波德莱尔具有非凡的意志,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他集人类的智慧和超凡的灵光于一体,顽强而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并把内心的这种善与恶、美与丑的大搏斗、大较量用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开辟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道路,揭开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他既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现代主义的第一位诗人。正因为如此,兰波称波德莱尔是“第一个慧眼者,是诗人之王,一个真正的上帝”。

  

  附录:诗人年表

  1821年夏尔·波德莱尔生于巴黎高叶街十五号

  1827年波德莱尔的父亲让—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去世

  1828年母亲再婚,改嫁欧比克上校

  1831年欧比克调至里昂驻防,全家随同前往。波德莱尔入德洛姆寄宿学校

  1832年进里昂皇家中学

  1836年欧比克调回巴黎,波德莱尔进路易大帝中学就读。开始阅读夏多布里昂和圣伯夫

  1837年在中学优等生会考中获拉丁诗二等奖

  1838年去比利牛斯山旅行,初写田园诗

  1839年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1840年入勒韦克·巴伊寄宿学校。开始游手好闲,与继父闹翻

  1841年被迫远游,从波尔多出发,前往加尔各答

  1842年回巴黎,继承先父遗产。迁居圣·路易岛,开始与圣伯夫、戈蒂耶、雨果及女演员让娜·杜瓦尔交往。写出《恶之花》中的二十多首诗

  1843年经济拮据。吸大麻。《恶之花》中的许多诗写于此时

  1844年被指定监护人管理其财产,挥霍无度

  1845年二度企图自杀。出版《1845年的沙龙》。开始翻译爱伦·坡的作品

  1846年出版《1846年的沙龙》

  1847年结识玛丽·杜布伦,发表小说《拉·芳法罗》

  1848年参加革命团体。翻译爱伦·坡的《磁性启示》

  1849年对革命感到失望,躲到第戎数月

  1851年发表《酒与印度大麻》,以《冥府》为总题发表十一首诗,后收入《恶之花》。控诉雾月政变,放弃所有政治活动

  1852年发表《爱伦·坡的生平与著作》。首次寄诗给萨巴蒂埃夫人

  1855年在《两世界评论》杂志以《恶之花》为题发表十八首诗

  1857年《恶之花》初版,惹官司。与萨巴蒂埃断交

  1858年回母亲身边居住,经济困难

  1859年出版《1859年的沙龙》,精神日益不安

  1860年出版《人造天堂》

  1861年再次企图自杀。《恶之花》重版。提名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候选人。写《赤裸的心》

  1862年退出侯选,健康不佳

  1863年《小散文诗》初版

  1864年以《巴黎的忧郁》为题发表五首新写的散文诗。前往比利时。出版和赚钱计划落空。写《比利时讽刺集》

  1865年写《赤裸的心》。写《可怜的比利时》。病情恶化,回巴黎

  1866年出版散诗集《漂流物》。参观比利时圣·卢教堂时突然跌倒。失语,半身不遂,送疗养院 

  1867年去世。《恶之花》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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