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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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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搬回家，决定仔细读一读。虽然此书繁体字、竖排版，但我自认这不是什么问题。当年我读的四个版本的《红楼梦》中就有两个是繁体字竖排版，何况还有多年来港版和台版图书的阅读底子。但我读了大约两个小时，翻了几十页，你要是问我读了什么，我依旧是不知道。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我发现自己坐不住了，一会点根烟，一会上趟厕所，甚至想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剧——最后一个念头冒出来时，我惊出一身冷汗：我发现在柳如是和电视剧之间，我有选择电视剧的倾向。
我把这个当笑话讲给一个朋友听，他不屑一顾：你太矫情了吧？看电视剧就不好？看柳如是就证明你有学问？品位高雅？我连忙解释不是不是。见我如此诚惶诚恐，他一脸坏笑：你以为买《柳如是别传》的人有几个是看的？拿回家摆样子罢了。《莎士比亚全集》我早就买了，今年看林兆华的《理查三世》之前还是现翻书、找剧本来读的呢。你以为！
这件事之后，每到“三联书店”，看到“推荐书目”和摆在显著位置的一排排陈寅恪，我不再不好意思，也很自然地把伸向其的手缩回来。孟京辉在1993年就说，“这是一个大师们死去，明星们诞生的时代”。大师们既然已经死去，既然诞生的都是“明星”，以往严肃的甚至带有膜拜性质的读书方式显然也早就应该死去。因为明星们是不值得，也是经不起这样严肃地阅读的。而对于那些“死去的大师们”，我们不是不景仰，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抓住今天的明星比抓住昨天的大师显得更重要。
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不读书的借口，也不是把阅读圈定在报纸杂志和网络小说范畴内的借口。尽管这可能是我们在阅读中做得最多的。就像大卫·丹比在《伟大的书》中写道的那样：我需要书，是因为我已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但没有原则，我有本能但没有信念。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ＣＮＮ或者凤凰卫视的直播看就足够了。美国世贸大楼的灾难在于那电影里也难领略到的瞬间，以及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的震撼。如果没有这场灾难的话还有葛莱美的颁奖典礼和麦当娜的演唱会，还有ＡＰＥＣ和世贸谈判……而这些，就足以把你从一本《俄底浦斯王》边拉走
9月19日这天中午，雷万给一个出版社的朋友打电话，“听说关于911事件都出书了？”“是吗？还做什么？电视直播、报纸、网上还不够看的吗？”雷万说，“我可以感觉到电话那边他一脸的不屑和不耐烦。但我还是问了一个特别无聊的问题。”雷万说的“无聊的问题”，指的是有没有关于“恐怖心理学”方面的书。
雷万是12日一早才知道这个“新闻”的，那天早上，他花了比平时多三倍的时间在网上看新闻，中午又跑出去把当天所能收集到的日报都买了回来。然后很失望地给一个报社的朋友打电话：你们怎么还做不过网站呢？报社的朋友哼了一声：人家是滚动播出，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版面限制，怎么做？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还没等他开口，那边就抢着说：你看凤凰卫视的直播了吗？我看到半夜才睡！
放下电话，雷米上网下载了ＲＥＡＬＰＬＡＹＥＲ的软件，看ＣＮＮ和ＡＢＣ的电视直播。但每天的ＣＮＮ和ＡＢＣ并不能满足雷万，于是他打了那个寻找“恐怖心理学”的书的电话。事实上，911事件并不一定能引发关于“恐怖心理学”之类的书籍的畅销；而对于雷万而言，即便找到了关于“恐怖心理学”的书籍，可能那时有更多的新闻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0年前，《纽约客》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在48岁时又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和18岁的学生们在一起，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伍尔芙——这些代表着西方人文发展史的书。他说：我一生一直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我很喜欢这个行当。但到90年代以来，我开始心生厌恶，不是厌恶电影或者电影评论，而是厌恶生活在法国哲学家纪·德鲍所谓的“观景的社会”——那种构成媒体社会几乎每个成年人的心理环境和习惯的信息、图象和种种态度的密不透风的氛围。“媒体给予的信息，一经到位就立即分解，除了某些片段得到充实，其余的则被匆匆推离舞台。于是一个人永远也得不到充分的信息。”
与10年前相比，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丹比口中的那种“密不透风”的媒体氛围，无疑更加密不透风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感受《俄底浦斯王》中那血腥的文字的魅力，仍旧远远不及《拯救大兵瑞恩》里那十几分钟的枪林弹雨来得痛快。而对于雷万这样一个因为一个新闻事件而寻找“恐怖心理学”的书籍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新闻传递给他的诱惑之一。但他每天接收的无数新闻传递了无数这样的诱惑，于是这诱惑无法强大到他锲而不舍地去寻找甚至钻研“恐怖心理学”，于是他仍旧像大多数人一样，把目光转向ＣＮＮ，转向报纸杂志，为可能发生的“经济滑坡”担忧。
人们喜欢《万象》这类关于读书的杂志，因为一本杂志就可以提供给你足够的“读书的乐趣”。你可以从中掌握足够多的关于书、作者、历史人物的谈资；你也可以从作者的“书房读景”中享受一下读书的乐趣；你还可以了解得到一些对大众事物的不那么大众的观念和感悟……关于阅读你所能得到的，这里基本都可以给你提供，除了阅读本身的所带给你的第一手的乐趣
18世纪时，现代印刷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书籍昂贵的定价使得阅读成为少数贵族和精英阶层的特权专利。那时的阅读常常是这样完成的：首先读完一本书，然后在某个贵妇人的沙龙或者某个咖啡馆，作者或者某人朗诵一段作品，大家开始讨论。这样的阅读使得人们对文字的魅力的体验即便谈不上深刻，但也决不是囫囵吞枣。但这种读书方式如今显然行不通了。
大学毕业刚到北京的时候，每到周六周日，阿点都会骑着自行车从石景山跑到美术馆的“三联书店”。通常阿点先翻翻杂志，在“推荐榜”前面看看，然后去“地下”。浏览一圈后，阿点就抱着一摞书，找个位子或干脆就在台阶上坐下来。这样大约下午两、三点钟之后，阿点觉得肚子饿了，就会在这一摞书里挑上两本去交款走人。“那段时间哦，在‘三联’看的书比买的多。”阿点说。
后来阿点跳槽，赚钱多了，工作也忙了，于是“三联”也去得少了。不过阿点仍旧保持着每个月去上一两次的习惯。不过再去“三联”，阿点就“买的比看的多了”。花上个把小时挑一摞书，交完钱阿点就去了二楼的咖啡厅。其实阿点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的咖啡，不过阿点喜欢这里的人。比如说沈昌文这类的“文人”，和一些混迹其间的老外。有朋友说“三联二楼”是“小资们”聚集的地方，阿点也认同，不过和“星巴克”之类的地方比，这里的人显得更从容一些。但更多的时候，阿点买了书之后，上来喝杯水就急忙忙走人了。“好像习惯了。一段时间不来，就急着想来买书；买了书却坐不住，急着回家看书；但回到家，看的反而不如以前多。”
阿点的家里有大半面墙的近千本书，阿点说除了少部分上学的时候买的外，大多是这几年买的。但新书买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从头到尾地看完，大部分只是翻翻，看个大概。一则忙没时间；二则忙没精力；三则忙没心情；四则忙需要读书的效率。久而久之，读书成了件奢侈的事。
相对于读书，阿点更多的是读杂志，除了《三联生活周刊》这类的杂志，阿点每期都买《万象》。《万象》书如其名，包罗万象，从王尔德的同性恋到梁朝伟的吸引力，从徐志摩的婚变到简·奥斯汀的探案，从董桥的书房夜话到林行止的伦敦做鞋记……18世纪贵妇人们的沙龙如今落在纸上，虽说只能看着别人说没有自己的份，但也聊胜于无吧。
如果说18世纪的人们阅读是为了追求“阅读的乐趣”，那么今天这种乐趣被杂志提取出来，打包贩卖给读者。然而更多的情况是，读者对这类“阅读的乐趣”的兴趣也是有限的，人们更注重的是阅读的收获。如果有人告诉我《易》或者《伊利亚特》中有经济管理知识，我也不会去读它们，我宁愿读《周易中的管理法则》或者《伊利亚特中的用人哲学》
“我不需要知道《基督最后的诱惑》里写了什么，犹大是背叛基督还是为了成全基督而做了一个巨大的牺牲，这对我没有意义。我甚至不需要知道犹大究竟是谁。”刘岩在前海东沿的一个酒吧里，很闲适地望着窗外的水面——外面正下着雨，水面和雨丝被百叶窗切割成很有现代感的一幅图画，但刘岩的注意力显然不在此。但他还是感谢了我：“谢谢你带我来这里。我已经很久没这样悠闲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悠闲的地方。”
刘岩是清华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联合培养的ＭＢＡ，今年毕业。但他做一个网站的ＣＥＯ已经两年了。今年27岁的他，大部分时间当然是用来读书的，但决不是小说之类的“闲书”，而全部是跟他所学所做的工作有关的书，用刘岩的话说是“学习的书”。“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看闲书。”他说。
和刘岩相反，他的朋友小米曾经是个专读闲书的，而且读得五花八门。刘岩的妹妹来北京学化妆，在电影学院报了个学习班，学习班有一门课是美术。小米到刘岩那儿串门，正赶上那妹妹照着画册画几何图形，小米于是忍不住指点一番。几句话下来刘岩和那妹妹发现小米不但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下笔也颇不含糊，于是惊讶起来：你还学过画画？小米一脸苦笑：不算学过，不过曾经喜欢画两笔，这方面的书也读过一些罢了。小米所谓的“这方面的书”，包括三大册的《剑桥艺术史》、《艺术哲学》、《美术作品赏析》、《雕塑作品赏析》……以及一大堆画册。对于一个专业的美术人员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于小米来说，“虽然不是多余，但也没什么大用处。”因为小米现在是日本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经理，而大学时，他学的是电子工程。
“这些都是早些年读的书。现在显然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了。就连画画，自从工作以后也再没摸过笔。”小米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宁可把读这些的时间花在读ＭＢＡ，或者英文上。至少今天就不用受日本人的气了。”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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