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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文坛已经边缘化了。当然，这是“成人”们的感受。其实他们若不总以为自己才代表着文坛，理应发现在这不景气的凄清的成人世界的另一侧，娃娃们的写作正炙手可热、大邀盼睐，令出版商和传媒兴奋不已。一份报纸这样写道：“清代文学巨匠曹雪芹不惑之年写就名著《红楼梦》，钱钟书而立之年著《围城》。而今，8万字童话《奇奇编西游记》的作者高靖康写成这本书的时候只有8岁。”那意思倘不是认为这本《奇奇编西游记》可与《红楼梦》、《围城》比肩，便是说如果曹钱二位古人有幸生在今天也不必待至不惑或而立之时方
始写出《红楼梦》与《围城》了。
被出版商、传媒联手炒翻了天的另一本“娃娃文学”，是长篇小说《正在发育》。它的作者虽然令人遗憾地超过了八岁(否则炒作可以更加偏重于“神奇”)，但动笔写《正在发育》时只有十岁，正式出版时也不过十一岁，是一个小学高年级学生，照一般(或者“传统”)的理解也该算作儿童之列，但媒体却刻意以“少女”相称，“少女作家”、“少女小说”之类，究竟是想抹饰什么，还是对读者暗示、兜售什么，抑或寄希望于打出一个“擦边球”兼收上述两种效果？不管他们玩什么障眼法，至少我不会入其彀中，因为我碰巧就是一位与这“少女”年龄相仿的儿子的父亲；他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生活中：是顽劣而天真未凿的儿童，而非什么“渐晓人事”的少年———虽然也“发育”，也长个子和心眼，却并不操心“仔细地完整地看自己的老婆”一类事。
这位被传媒提升为“少女”的小学生(我将避免提及她的名字，也不希望传媒继续可鄙地利用她的名字)，拥有写作的愿望和才华，本是很好、很健康并且并不如何珍稀的事。从古到今，年幼而具文采的孩子举不胜举，恐怕那些后来终于吃上笔墨饭的诗人作家者流都在其内，此之谓“禀赋”而已，毕竟世上并无突然得了“神启”而成为文学天才的例子。惟有一点是发生了变化的：这是一个资本向文化大举入侵的时代，也是一切事物都不可能逃脱商品的命运的时代，包括文学，包括在写作上表现出卓异资质的孩子。十岁的曹植也“善属文”，但他背后没有跟着手执合同的商人，不必担心“利润”在暗中决定他的写作内容。现在则完全不同，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我不认为也不相信，一个十岁儿童在书里涉及同性恋、伟哥、泡妞秘笈等字眼，是出于自己兴趣的真实的书写，毋宁说，这其实是孩子被时代文化所书写的结果——当读者为书中这类话语目瞪口呆时，孩子终于承认：“书中有些话，尤其是那引用得最多的话，是我信手抄来的。”对任何心智尚健全的成年人来说，这一真相本无须经孩子之口道出方始洞悉，然而“资本”的使者们却伪装没有这种判断力，原封不动把它印制成书，还发誓这一书写行为具有“真实性”。
一个记者这样描述《正在发育》的作者和她的谈话：“从她稚嫩的声音丝毫听不出已经有近30万字的写作经历。她说：‘我只是使真实的生活夸张了一点，不是真正的早恋、同性恋，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恐怖，都是很纯洁的。’”这段话本身何其天真。惟因天真，则益令人生出苦涩和荒谬之感——当“稚嫩的声音”在谈论着“早恋”甚至“同性恋”，并且由这样的声音来担保它们“很纯洁”的时候。以我看，“早恋”、“同性恋”虽不一定意味着“肮脏”，但是，这样的思考显然远非一个有着稚嫩声音的孩子所能胜任。由此我也想起自己与她同样光景的时候，被鼓励和引导着在作文中思考和谈论极其“伟岸”与“深刻”的政治问题，那时，我大概也会用“稚嫩的声音”来保证这些作文“很纯洁”……然而，果然“纯洁”么？在我的童年和这一代孩子的童年之间，我隐隐尝到了同一种痛！可叹女童的母亲竟然还说：成人写的儿童小说并不真正了解孩子真实的生活，而她的孩子是从儿童的视角去写作的。“儿童视角”？我疑心眼睛是不是看错了。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儿童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思想、价值观、想象力和感觉方式一直被成人文化所掌握所垄断，从三十年前我辈在作文里编造与所谓“教唆犯”做斗争的故事，到三十年后一个十岁女童在小说中谈论早恋、同性恋，都证明了一点：在精神上，中国的孩子们缺少自己的独立的家园。(李洁非)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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