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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生涯天天不离书，天天用书，但回忆起来最先想起的还是那些无用的书，是怎样读那些用不着的书。萨拉·Ｒ·里德曼的《树木趣谈》放在枕边，午睡前略翻两页，那些陌生的植物学词汇大觉新鲜可喜，一洗对于我所从业的“人文学科”的亲腻。但也有人将植物当作人文来看呢，我就藏有一本《树木的人性侧面（Ｈｕｍａ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ｒｅｅｓ）》，是纽约的斯斗克思公司（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Ｓｔｏｋ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１７年的版本。这本书的作者大有将树木当成同类的佛心，所以能看到许多那些视树木为异类的人看不到的奇异，竟读得人屏住呼吸。书中有插图，是些奇树异木的照片，但画面上无意拍下的常景常情却更触动我：密林间突兀而现的一块草地，大树下细碎而凌乱的枯枝朽木。我想这本书最该在野外倚树而读，树影短长，不知夕之将至。一天一家晚报的读书版记者电话采访我有什么浪漫的读书习惯，比如是否喜欢在野外读书。这家晚报办读书版最为敷衍，平日只热衷于爆炒星闻，现在又对读书作猎奇观，其心不正，其意不诚，我遂对其提问断然否认。其实我是很向往在野外读书的。南风从脸上吹过，阳光晒暖后背，偶尔从书页上抬眼看见远近的绿色，相比之下案牍劳形是一种怎样的苦况。可惜的是终２００１年一年，我竟未有一次得偿此愿，一忙起来居然就想不起这事了。
《树木的人性侧面》字很大，看起来特别省眼。旧书的字往往都大，新书新刊的字却是小号居多，蝇头蚁首，密密麻麻，专和读书人疲劳的目力过不去。社会越来越富裕，印书却越来越小气，中外皆然，真不知这是什么毛病。所以我在旧书店看见大号字的书多买下来，回家就迫不及待地读，爱不释手，简直不是读文儿而是读字儿。《哥达纲领批判》的大字本，《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版的重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都是舍不得大号字买回家的。大号字的书能读得仔细，读得真切，仿佛每个字都可以放在手中掂量，可以投到口中咀嚼有声。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就插在我身后的书架上，乘夜深人静得闲时就拔出来捧诵片刻，然后再小心地送归原处。这种闲读是如此地甜蜜有致，及成为我今年职业辛苦的最大补偿。我本藏有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的《苏轼文集》六卷，但那样的小五号字真是把苏轼的文章埋没了，那样的书只可备查而难以赏读。《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中的大字苏文则可以流连玩味，就连许多从前熟读过的篇章都新意迭生。《后赤壁赋》中梦鹤化道的情节原来竟是这样神奇，冷月下翅如车轮的孤鹤戛然长鸣居然还有点惊心动魄。细读之中发现苏轼不仅是一个多情多才、亲切旷达的高人，他简直还是一个异常尖锐的刀笔吏，他的一系列人物论能毫不留情地发人情伪，使古人遍体鳞伤。他的《韩非论》、《荀卿论》论人有法家的狠毒，而《孙武论》上下篇则挟带几分兵家的杀气了，哪里还有写《黠鼠赋》的天真、写《洞庭春色赋》的温柔。发现一个新的苏轼使我有一种难与外人道的窃喜。
最后我要略述一次痛快的阅读了。上个月去济南讲课，随手往行囊中塞进一册《老残游记》。这本书写到过济南，正可在济南旅舍重温。那一晚课程讲完、客人散尽，在轻松的心情中我打开桌上古朴的台灯，从纸色黯淡的书页上读刘鹗那厚拙的文章。旧日济南那旺盛的泉水，小客店中世故而亲热的店主，白妞黑妞在大明湖边说书的声情与热闹，都使我在贪婪的阅读中随处生喜。身居济南使我对书中的济南风物生出无限的兴会，尽管我住宿的这条灯光璀璨的新街道倒更像纽约或东京而不像１００年前蒙着古尘的济南。当然后来老残的游踪飘出了济南，但那旅途却更有趣了。踏着山道的积雪上桃花山访贤，先撞上要吃人的老虎，再遇着桃花美艳而又冰雪聪明的女子，一惊一喜中心旌早已动摇，什么贤才不贤才倒可有可无了。到凌晨３点这２０回小说已一气读完，有狼吞虎咽后的饱餐之感。这一天成为我２００１年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李书磊,2002年1月2日,第3版)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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