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说小说是一件铜器，并非准确地说出了小说的历史和质地，也并非我的小说趣味与理想，我只是对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小说存在状况作某种比喻，还隐含了我对小说的情怀与期待，希望小说尽可能不是一件涂满垢尘的铜器。我读完《革命·历史·小说》这部书，终于知道有读书人悉心照料着小说，拾回几经散失的小说意义，并赋予小说这个事物以亮色。作为小说制作的铜匠，我以为黄子平擦亮了小说这件铜器。
《革命·历史·小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由著名学者甘阳主编的《社会与思想》丛书之一，《革命·历史·小说》所充当的丛书角色就不单是小说论述，更非文学史式地说话，这部书讲述的是小说的整个语言机制和全部"中国特色"的小说生态史。这部书成为我访问香港大学的一个意外收获，它的命题就使我产生了阅读冲动，"革命"与"历史"一直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小说家的两条思想脉络，它们形成了我个人阅读和写作的两条主线。
当然，我不能够用黄子平的思想来充当我的思想，他对小说的最真实的阅读和明晰简捷的分析却能够让一个同龄人的思想随之滚动。
我特别强调"真实"阅读，因为智慧源于真实，批评的可信源于真实，离开真实的阅读一切美妙的著述只是谎言和谬误，而且，我们面临的谎言和谬误有如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污染一样严重，尘埃正遮盖阅读智慧和侵害小说的创造能力。黄子平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小说氛围之中，翻阅了自康梁以来的一个小说世纪的主要著者的小说，对本世纪小说因子、胚胎、小说形成物进行了形而上学和技术性的精辟分析，凿就成本世纪中国大陆小说批评的一条路径。《革命·历史·小说》所提供的不是现象学、发生学等等的批评工具应用方法。也非福柯、德里达等等的咒语，而是著者世纪小说史的观照与思考。他以半生的阅读经历，形成了明晰的批评思想，阐述了"革命"与"小说"，宗教与文学的纠缠不清的关系，阐述了一个世纪的新的小说传统的形成原因，他还阐述了世纪小说的正典化以及这种"正典化"如何与旧的文化传统嫁接所取得的读者潜在的合法原则。这一正典化--合法化的原则的形成，与一个世纪以来"主义合法化"、政治合法化形成有趣的参照，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并且能够存在下来的，总是合情合理的。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值得思考的最根本的东西。一个世纪以来的"小说正典化"的形成，是读者与著者的必然，不是说打倒就可以打倒，说超越就可以超越。"正典化"的形成并非方法上的高明,而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
"正典化"正是黄子平对小说叙述的关键词，这个词有极强大的包容性，这不仅包容了以写革命、写英雄、写战争、写重大题材为己任的正典化小说，也同时包容了革命、英雄、战争、重大题材一系列社会学概念，它从而形成读者和著者无法摆脱的权力语言，让著者和读者囚于被允许或禁忌之中。"正典化"几近成为当代小说的代名词，成为当代小说判定的铁案。以我辈的阅读经验，正典化小说，在题材上的严格划分，正如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各部如工业部、农业部、国防部的职能一样，小说亦有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等等，这样的批评方法和创作方法仍为现今各名家所应用自如。正典化小说的写作法又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强调真实、客观地摹写现实，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以至于不能严格地区分小说与新闻文字职能有什么本质区别。在题材与手法被限定之后，背后潜伏着一个巨大的祈使句--你必须这样。这个祈使句也往往时不时地跃然纸上，成为读者与著者共有的导读。诚然，题材、方法、意识形态的限制，并不一定就限制了小说和作家的天赋，在文字极严格的限制之下，在强大的儒教思想限定之下，也出现了杰出的诗人和文章。要不，历史就只有政治史、权力史而没有文学史了。在忠实于重大题材和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中,有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诗人，他们为一个世纪的文学添上了色彩，有谁能够忽视如茅盾这样的著者对中国的文化贡献呢?黄子平在著述中很客观地叙述了茅盾在中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开创作用。这也说明了黄子平的小说批评格调，只作分析，不事褒贬。黄子平着意的，是有思想光亮的东西，他同时以自己的光亮照出昏暗的地方。
黄子平小说批评的又一关键词是"革命"。革命一词并不原产于巴黎雾月，也不是俄国战舰上的火炮，而出自《易经》汤武革命一处。"革命"的历史在中国已有了几千年了，几乎可称之为国家级文物，然而，它确实又同一个世纪以来的"正典化"小说一样成为一个新事物。革命文学，革命与文学互为影响，互为表里，互为血肉，小说成为一种泛意识形态，泛政治的东西，它所及社会的深度与广度是大可高估的。小说不仅是一丛革命故事文库，它本身也是一个很长的革命故事。从现代史的发端说起，梁启超不仅主办了《新小说》报，还写过政治寓言小说，最早传播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也有类似的以小说为革命手段的事情。他们的小说当然莫如他们的社会行动那样著名，但他们于革命文学的发端有如胡适于白话文的发端有同等的意义。文学被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行动并未成为一种学说，却由此得到后来者的认可，文学成为号角、匕首、投枪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为斗争的需要，武器成为文学图腾，革命成为小说里的宗教。小说里的角色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与读者的千年阅读形成的正邪观相契合，而人物的脸谱化和语言的民间化，使小说取得合法化和泛意识形态化，从而形成了小说的正典化地位并得以巩固。宗教的产生源于人对鬼神的敬畏，以及人对神赐的渴望和对天国境地的向往，小说著者们对革命是敬畏着与向往着理想着的，小说里的革命者必定是英雄化、圣贤化，即便草莽流寇，经革命者点化，也可望成为英雄。若梁山好汉得到革命者教化也可望革命提前几百年成功。革命者的降妖伏怪更胜似佐人取真经的孙大圣。革命英雄的圣贤化与小说的正典化是互为因果的，小说与英雄同时变成神话。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英雄走向高大完美，小说的正典化也越巩固，正典化小说也就越具有革命宗教色彩，比如革命者充其量只能有爱，而不能有性，而性作为禁忌和腌脏的东西是特为反面人物安置的，他们往往只干一些作奸犯科的下流勾当。艺术的典型化可以极端化，问题是小说的泛意识形态化决定小说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从众生到革命英雄的途径，必定会产生自我牺牲与牺牲他人的酷烈事实。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如此推进，权势人物林彪就说过，现在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从出发点到终极目标，个人面临自我灭杀的极刑。革命思想成为原教旨主义，文化革命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狂热爆发形式出现，使正典化的小说成革命对象，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历史的惯性运动一直延续到以后很长时间，今天它并非终结。
正典化小说自革命的创世纪始而形成，在一个世纪的小说春秋中形成了它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从革命的新纪元开始记时，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体现了小说的历史观和时间观，时间的预置性排除了人们对时间的预知性。而革命创世纪的纪年方法，只能使死亡的历史更加死亡，使我们距历史非常遥远，我们只记得几千年当中我们的民族只做过火药、印刷、造纸和罗盘几件事还有若干次的农民起义。当然，这有数的几件事也并不能进入经典叙述，它们并非小说的重大题材。一个世纪的小说对其想象空间和运作空间作出了严格限制，处于一个封闭的自足状态，粘贴的苔衣似的小说批评与它一并陈列在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长廊之中。
黄子平在《革命·历史·小说》这部书中最后的章节，意外地离开正典化小说的分析，他找出一个叫西西的作家和她的小说《肥土镇灰栏记》，一个古老故事的再叙述。这篇小说讲的是人在生存处境中的发言权的问题，遇事由谁说话?当然是找自己。艺术当然是最个人化的多义词，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更是如此。
黄子平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东西，是丰富和严肃的，比我所能转述的要多得多，而且由人转述很难提到他的批评才华。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只不过告诉别人我读过这本书而且喜欢它，它是我几年来能读到的一本有智慧的书。唯其智慧，才擦亮了小说这件铜器。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