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沧桑话藏书

吴小如

   吾家之有藏书，自先父始。先父玉如公十九岁丁父忧，学业中掇，远游东北。后定居哈尔滨，长期在中东铁路局(原名中东铁路公司)工作。“九·一八”之后，于1932年回到北平，先后在东北十余年。家中大量图书，都是先父在哈尔滨购置的。记忆所及，以扫叶山房石印本古籍为多。因先父上有老母，下有妻孥，买书备用，无力搜求善本。但书橱中仍见有一二部元、明刻本，大约也是廉价买到的。1935年先父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经济条件稍裕，这才开始购买大部头丛书，如《四部丛刊》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说文解字诂林》正续等巨帙。由于先父酷嗜书法，收藏的碑帖较多，约占全部藏书的八分之一。
    我因父亲藏书不少，自己很少买书。甚至自己当了教书匠，买了书也放在父亲的书橱中，并无“私有观念”。因父亲已藏有《四部丛刊》初编，我个人所买的书籍，乃多为《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的零种和《四部备要》里所收的常用古籍而为《丛刊》初编所无者。更因限于财力，多买平装排印本以及坊问翻印的古籍。后来我结了婚独立门户，才正式有了个人藏书和部分碑帖。

   舍弟同宾久居律门，他是专治戏曲的，除原有一部分新文学作品外，后来添置的大都是戏曲方面的专业书，以及少量的有关文艺理论书籍；加上一些古籍和工具书，所藏亦自可观。及十年浩劫，在天津旧居的藏书，不论是属于先父的、舍弟的还是我留在津中的，均被抄没一空。后来虽发还了一些，亦属残编断简。至于我自1951年定居北京西郊后陆续买到的书，“文革”中亦损失殊巨，惟尚不及津门旧居“扫地出门”那样惨重。

   由于受父亲影响，我买书亦只是为了阅读备用，故所购亦无善本。平生只买过三部明版书(其中一部《山谷刀笔》是元刻本，书商定为明初翻印者)，1975年妻子动大手术，她又没有公费医疗，只好全部廉价卖掉。父亲在“文革”中生活无着，便把《四部丛刊》初编卖掉，我因住屋狭小，再也不曾添购。百衲本《二十四史》，先父作为结婚妆奁赠送给他外甥女了。我在1957年因中国书刊号店允许我分期付款，乃另买了一部老同文版《二十四史》，至今还在使用。我自置之书还有一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如周作人的全部散文集，以及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沈从文几位老师的单行文集，“文革”中都被弄得残缺不全。我便把一部分书送给治新文学的朋友，极少数的几本旧版书如开明书店版的《桥》(废名著)、现代书局版的《猫城记》(老舍著)等则给了爱好现代文学的小女儿。目前寒斋所存，只剩下一堆古色古香的“国学”书籍了。
   “文革”期间，我和王瑶(昭琛)先生的藏书都被抄走了很多。事后“交流”情况，发现我和昭琛先生的藏书中，凡有关《庄子》的注本都不见了，想必北大中文系从事抄家活动的“红卫兵”学生中有专门研究老庄哲学的人材。至于我的大量工具书，包括古代类书和晚出的《中华大字典》、《辞通》之类，则一本末动。后来一位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老同志(现已离休)对我开玩笑说：“你的藏书中最有用的就是这些大部头的工具书，要是我去‘执
行任务’，我就专拣这一类的书据为已有。”
   劫后检点旧藏，发现有两部值得一提的书。一部是线装清刻本的《四书翊注》，虽非善本却属孤本。此书清代理学家刁包(字蒙吉)所著，虽阐发朱注而其中却不乏精义。我曾检程树德《论语集释》后面所附的引用书目，并亲自问过撰写《论语译注》的杨伯峻先生，他们都末见过这部《四书翊注》。程、杨两家所引刁氏之说，均转引自它书(如《论语集释》便明言引自《经正录》，伯峻先生则亲口对我说过是从清人著述中转引)；而北大、清华及原燕京大学三校图书馆于此书亦均末人藏。另一部为平装排印本，是由厦门大学印行，乃林庚(静希)先生早年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书前扉页上还有静希师亲自题写的两行诗句。这书是1946年初识静希师时承他惠赠的。书中把我国文学史分成“黄金”、“白银”几个时期，亦属别开生面。静希师晚年把旧著改写，书名《中国文学简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已重印，但原版旧著还是极有纪念意义的。

   自1982年先父病逝，我和舍弟又陆续购置不少新版图书。 舍弟所藏仍偏重于戏曲专著，我则近于“拾遗补阙”，多买前所末藏和藏而已失的各类古籍，依旧为了阅读备用，不大讲求版本。其中有两事不妨一说。一是门人傅璇琮君主编的一套《唐才子传》，全书四册，独其中第二册付诸阙如。我偶在一篇小文中提及，竟承丹东一位不相识的朋友远道惠寄，使我把一套书凑齐。我深感高谊，聊以自己主编的一本工具书寄赠，然实不足报其情谊于万一。另一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是陆续出版的，始由出版社慨然惠赠数册，后来却不再送，只能出一本买一本。中间有好几年竟停止印行。这时我发现此书在校勘上颇成问题，不便使用(我曾在一篇拙文中对它进行批评)，后来便末再续买。加上寒斋窄陋，几本破书已充塞得“顶天立地”；其书今虽已出齐，我亦不拟再买，因买了也无地存放。几时得有暇晷，颇想把已有的若干本当废品卖掉，不想再保留这半部残书了。

   尽管近年因无处搁放而中止买书，但所藏卷帙仍不断增加，其来源则为友好与出版社所赠。如《王瑶文集》、《俞平伯全集》和《吴研人全集》等，虽卷帙浩繁，而来者难拒。为长远之计，则必须把旧藏闲置之书作一番认真清理，留其可留者而去其当去者，庶几室有馀闲，可容续购矣。

   以上所谈，乃两代人三处所藏书的大致情况。不料我的孙女又是一个爱书成癖者。她从小即喜买书，从儿童读物买起，不到二十年已成好买书的大学生。据她父亲诉苦，在她上海的居室中打头碰脸已无往而非书。最近她到北京来上学，除校内宿舍堆满各种书籍外，即在她临时居住的舍下那间小屋中，亦已架满笥盈，眼见要“泛滥成灾”了。看来她买书的前景将比她的祖父还可怕。盖她所买除中西新文学译著外，尚旁及哲学、社会
学、宗教学、经济学乃至时装剪裁、医卜星相等等。久而久之，势必浩瀚无归，靡所底止。古人说“多财信为累”，我则已深尝“多书为累”之苦；偏偏孙女竟蹈我覆辙，自寻烦恼，我亦只好听之任之。但愿从此海晏河清，藏书不再遭厄，则幸甚矣。

1998年5月在北京写讫

摘自《藏书家》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