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琪：虹影，你好。在中国女作家群中，你是年轻的。但感觉你写作的历史很长了。 八十年代文艺复兴时，你就开始写诗。后旅居英国。如今，你在港台和海外的 名气，比国内要热好几度。能否谈谈，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到达目前相对成熟 的状态，所走过的路段。
虹影：我写作的时间很早，从80年代初，二十年了。我最早是写诗，紧接着就写小 说。我绝不是一个幸运的作家，写作之路如同我的生命之路，每走一段都是一 部浸透血水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到国外是为了隐居，长距离地看，能让自己 看得更清楚。我的“成名”最初是在台湾，然后是在欧洲。在大陆，我只是一 个边缘的，不太受注意的作家。不过，名声这种事，只能随缘，不是人生目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国外，我经常应邀参加一些艺术、文学活动。像 1998年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我是三个被特邀的作家之一（一 个是美国的、 一 个是意大利的），并代表作家致晚会祝酒辞。我想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
获得过这样的待遇。只要我的作品好，总有一天会有读者欣赏。张爱玲被冷落 了那么多年，不是照样得到了好评。从我开始认识文学的第一天起，文学就意 味着一生不计代价的奉献。
2，阿琪：在你的作品里，很明显地感觉到你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大胆地否定男权， 否定父权和夫权，而且笔触之犀利，之直接，在你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十分突出，也因而十分地难能可贵。那么，你作为一个女性心理的成熟的路标是什么，你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跋涉人生的，尤其是一个美丽女性所必须面对、无可 逃遁的人生的许多暗流，达到你理想的状态的呢。
虹影：昨天还有一挪威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人与我辩论，她认为中国女性主 义理论与写作说起来喧闹，其实是空的，而且大都搬西方理论。我否认，起码 我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写作你们西方人难以弄清，因为得首先弄清中国文化与 历史发展历程。不过，我的确感觉到中国女作家们的女性主义体验，存在着对 社会性男性霸权的一些幻想，满足于所谓女性天地，什么风花雪月，金枝玉叶，酒吧舞厅，非常狭窄。我主张完全打破女性的自我囚禁。我94年的小说《康乃馨俱乐部》，是 未来小说。写在上海，一群女人，大都是大学生，研究生，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对 男人实行报复。我想，其它女作家没有这样写过。写这个小说，包括其它类似主 题的小说，我一点也不想手软。这种否定“父权“，否定”阳具“的作法是不是 当今女人的出路？小说里男女矛盾冲突，也是整个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冲突问题， 最后发展到阉割他们的生殖器。我承认这只是一个象征。妇女解放，很难，在目前状况下还越来越糟。甚至在小说中，妇女的地 位发生变化了吗？只是回到女性天地做更加个人化的白日梦而已。当然，要解决 这些问题靠小说是办不到的，它跟整个社会，政治有很大的关系。上海在我记忆里永远占有它特别的位置，跟我读到有关上海的书有关， 也跟我曾在上海一段经历有关，上海在我的小说里是丑重于美，男人被阉，女人 被 逼得揭杆而起，铤而走险。我每写到上海时，心情矛盾。于是，当我写《康乃 馨俱乐部》续篇〈来自古国的女人〉时，把背景放到纽约。我想一种斩断前生后 世的体验。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当代预言小说，是一次中国女性主义与国际化思潮的对话，它也涉及到跨国资本的问题，当然也认为我在丢中国人的脸。当然错了，我 怀疑这位评论家看完或看懂此书没有。我当然不是丢我们大中国的脸。我们有我 们的长处，也肯定有缺点。我们不能老孤立在中国这个地方，早就应该与国际
对话。在经济上早就这样做了，在文化上为什么不愿这样做呢？
3，阿琪： 我是你众多的读者中的一个。我现在还记得，当初读你的自传体小说《饥饿 的女儿》时，是如何难于自控地泪流满面。虽然，我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但 我却能通过你的十分富有表现力的文字，感同身受了你作品的主人公所经历的生 存之悲与生存之喜。但据说，《饥饿的女儿》却面临着一场出版上的官司。真相 如何呢。
虹影：谢谢你关心我。事情其实相当简单：我在网上看到上海《新民晚报》6月20日 所刊消息：“改名增字后重复出版女作家虹影“一女二嫁”成被告”。说我“于 1998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十八劫》，又于今年4月在四川文艺出 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两部作品对照后认为，后 者是虹影将《十八劫》改名，并增加约两万字后的重复出版。构成了对上海文艺出 版社的侵权。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已受理 此案”。
其实《饥饿的女儿》一书，原名就是《饥饿的女儿》，台湾尔雅出版社1997 年5月初版，此书获《联合报》1997年最佳书奖，并且翻译成欧美多种语言后，上海 文艺出版社来电话，希望出版此书。当我读到寄来的校样时，发现该社自作主张砍 削令我震惊，我当即抗议，在此社同意我以后恢复全书原名条件下，我才同意出此书。所以，有四川文艺社出的《饥饿的女儿》。
上海文艺出版社不顾起码的为人道 德，在告恶状。我写了文章答复上海文艺社，解释原由。可国内某些报纸，登过我 第 一次答辩的“消息”，也就是抽出几句话。但是上海文艺社副社长郏宗培，办公 室主任余霞琪等，不断地接受各地报纸采访。媒体朝有权势的一边倒，是很恶劣的 作风。媒体如此偏向一边，是文革以来很少见到的。《阅读导刊》还有《旌旗》、《中华读书网》等互联网对此事至少是不偏不倚，双方的观点都刊登。
我要说明的是，作家，出版社，书店业者，对此事极为关心。重复出版二十年 来在中国已成惯 例：如果是受欢迎的书，一次出版，很难满足市场需要－－读者买 不到书，徒然给盗版书提供市场。根本的原因，是原来的新华书店已经垮了，新的有 效发行系统没有建立，图书发行极不规范。你想买的书，到书店里去，多半买不到。 上海文艺社《十八劫》，据他们自己说，只发出三千册，而《饥饿的女儿》， 一个月发行近四万册，由于官司，出版社停了下来。盗版趁机推出十万册。我没有 知法犯法，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四月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六卷）， 里有我两个小说，包括我先生赵毅衡的小说，却是明显的知法犯法：按《著作权法》，刊登选载作品，必须事先得到原作者书面同意。而上文社采取声明“留着样 书稿费等作者来联系”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中国出版界有些人使用的“行规”，不合 法，正如国内许多作者用文集，自选集，系列等名义重复出版，不合法，但却是“ 行规”。“难以直接联系”，法律上说，不是理由：没有取得同意，就不能出版。而且，上文社绝对无法说与我和赵毅衡“难以联系”：我们两人，近三年来一 直在 该社作者名单上，我们与该社一直保持通信，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见面， 五种 直接联系的方式，包括最先进最快速的联系方式。甚至今年四月下旬，在北京 我与该社副社长郏宗培同住中国作协招待所，打对面，他也未告诉我。上文社应当 干脆地承认《大系》是非法出版物。上文社特地对《成都晚报》记者点出《大系》 编选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是否想说名列编委中的陈骏涛等先生，要对著 作权负责？不然，抬出编委中个别人的单位牌子，是否有偷梁换柱之嫌？
上海文艺社一边用法压行规，一边用行规压法，自我矛盾之极：这两个案子是 上海文艺社自己纠缠在一起的。我没有长聘律师，没有秘书班子，上海文艺社有能 力，也有余暇“杀鸡儆猴”，我的写作计划却受到严重干扰。我是被迫奉陪。顺便 说，我在国内的联系人未收到过样书和稿费。但郏宗培副社长没有我的授权同意书，按《著作权法》，此套书为非法印书。现在上海文艺社在看我的控告后，在赶 紧补寄样书，阿苍，坚妮，查建英，严歌苓，戴舫，薛海翔，严力，卢新华，马兰， 叶冠男，赵毅衡，虹影，刘索拉，多多，万之等作家，既然该社与我一直有联系却并 未想到，很可能全部作者，上百人，包括已故者的版权继承人，全都没有取得同意 书。想来也难以补同意书：日期不对，况且那么多作者，眼看着这套书卷入官司，谁 愿帮着做知法犯法之事？我很不情愿在这里谈官司，你不问我，我是不肯说的。这官司是上海文艺社要 打的，逼我打官司。我一向无辜而孱弱，但只要我还能说话，我就要告诉你们真相， 天下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总是多数。我要说，在《饥饿的女儿》里已经说了，我还要 说：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在襁褓里因为私生子，我在法庭上被人扔来 抛去，三十八年过去，有权者依然觉得权力滋味鲜美，而被牺牲者现在要讨个声音， 在这个新世纪。
4，阿琪：读你的作品，主人公永远是女性。她们是被动的，受辱的，软弱的。但最终却 在生命力的感召下，显露出强悍的，不可被打倒的一面。能谈谈你的母亲吗。
虹影：我文字中所有的“鬼气”，都是我母亲传给我的。我母亲就很会讲故事。比如 谁家死了人，谁的灵魂复活了，谁会到阴间受到惩罚等等，她讲得有绘声绘色。 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总结一点，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而且她是反叛的，她最早从四川农村跑到重庆城里来是为了逃婚，在重庆 的街头遇到了袍哥头并与他结了婚生下大姐，后来不能忍受又跑了出来，靠做苦 工养活孩子。不久，又被一位船员看上，结婚并生下一大堆孩子。在饥谨的年代， 船员常年外出，母亲又与小她十岁男人相爱，生下了我。在《饥饿的女儿》一书都 写了，我这本书是献给母亲的。现在她已73岁了。她当时不知什么叫私奔，如果知 道，她说她还会私奔。
5，阿琪：我听人说，你把《饥饿的女儿》一书在重庆所售得的利润，统统捐献给当地的 下岗女工。而且，这么多年来，你总是给你重庆的家人以相当的经济补贴。出 国已经十多年，几乎走遍世界大大小小的角落的你，内心深处却一直葆有着最朴 素的情怀。那么，在世界各地的游历，对你－－一个作家的心态，有什么大的影 响或改变吗？
虹影：是的，我与重庆的“再就业办公室”正在办理建立基金手续。我爱我的家乡重 庆。在梦里我总回到那里，梦醒我若记录，就是一篇绝妙的短篇小说，因为篇篇 都伤感神秘，整 个白天都在费神弄个究竟，后来我就不记录了。但一回到重庆， 我不吃安眠药就可以入睡。这就是重庆。当我在异国陌生的旅馆，恍惚之中，总 以 为是重庆，尤其是在布拉格，那些长长的石梯，那些夜里怪模怪样人。下雨时，我想家乡最多，那里的巷子鬼鬼崇崇的，阴气弥漫。我上小学时就发 现有人被平白无故地被逮起来。在学校里，公安局的人经常来。要是有人写了什么 东西打倒xx，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写作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能把这么多的人牵连进来，它对我是很刺激，很刺激的事。比如写日记，就是要写得让别人看不懂。肯定 别人也有这样的经历。这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写了一些字，被揭发出来就要 挨整，甚至 跳楼。文字对我来说具有强悍的诱惑力。重庆童年往事当然影响一个作家，我从那儿出发，每一次回首，都发现一个新 的我，我不否认我是在那儿寻找我迷失的精神故乡。
6，阿琪： 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是如想象中的，在英国美丽如画的乡间风景里 漫步吗。你的先生也是一位知名学者，他对你的影响大吗。有没有考虑过，回 国内发展。
虹影：我的家在伦敦郊外一个叫MORDEN的地方，花园里有着大玻璃房子。我书房里挂 着一幅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半裸的东方女人画像，像蘑菇样的植物遮挡着女人的下 体，蛇缠绕在身上。我有一个旧得有好些故事的书桌，我喜欢在这种幽灵般的氛围 里穿着赵毅衡的衬衣，上午看书，下午3点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 我经 常将笔记本电脑夹在腋下，去附近的“红狮子”、 “水磨坊”酒吧里。在酒吧里看 足球最过瘾，有众多的女球迷，而每个英国人都像是疯子，因为足球不幸就是他们 发明的。在英国坐上古老的地铁看书很过瘾，它让人想起庞德的诗，人群中的花朵、 脸庞和背影，我有时就这样陪赵毅衡坐上45分钟的地铁去伦敦大学上班，老舍曾经也 在那里教过书。 赵毅衡让我懂得“荣辱不惊”四字是什么。今天早晨起床下楼后，发现客厅里我的白凉鞋被咬得东一块西一块。原来花园 里门未关，我的朋友红狐狸从附近的林子里，夜里跑进来调皮。什么意思？她们舍不 得我要离开这里回中国去，打那鬼官司，这几天，她们一出现我的花园，我总是在对 她们说我因 为打官司不得不停止写作的痛苦。我是用中文写作的，我从未离开我的祖国。
虹影小档案：
1962年出生于重庆。
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
代表作：《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
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
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获中国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
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英美德法意等国家出版。
现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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